以理论创新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

　　【社科发展大家谈】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朗润园，致福轩教室的窗外是四季流转的燕园景色，窗内悬挂着“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16字治学箴言。这里，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所在地，也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林毅夫每日伏案工作、与学生论道的地方。

　　书架上，层层叠叠的著作与手稿，记录着这位经济学人四十余载的求索与坚守。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经济学因其贴近改革实践的学科禀赋，肩负着从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的时代重任。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的时空压缩中，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如何将这些鲜活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让中国学术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成为时代赋予经济学人的重大课题。

　　10年来，中国学者扎根大地，将改革实践化为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逐步走出西方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本报特邀林毅夫教授，从10年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思想共鸣开始，一同回望这10年间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历程的实践，也一同眺望在即将展开的历史新画卷中，中国式现代化将如何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学术新篇章。

聆听时代之声：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自觉

　　记者：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后，您曾说“更觉责任重大”。那场会议带给您最深刻的触动是什么？这些触动如何推动您近10年的学术研究？

　　林毅夫：2016年5月17日，我作为经济学界代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既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又包含着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创新的期待，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定信心、担当历史责任、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应有贡献指明了方向。

　　近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全力推动总结于我国发展转型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深化、推广和运用，其间最深的感悟主要有三点：一是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都是空中楼阁，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二是自主创新要敢于突破。学术创新不能迷信权威、盲从西方，要敢于质疑、敢于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新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观点。三是学者的使命在于报国。任何现象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唯有揭示了现象的本质和背后根本决定因素的理论才能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因而，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发表，更在于改造好世界。唯有心怀家国、志存高远，方能摒弃“为发表而发表”的心态，牢牢把握中国发展实践赋予理论创新的重大机遇。这是我们肩负的学术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时代担当。

　　记者：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到“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从无到有，中国经济学界在回应重大时代命题方面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林毅夫：近10年中国经济学界的变化很大。具体来看，有这么几个积极变化：在思想层面上，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言必称西方”的学术惯性，打破了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确立了“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自主创新方向，让中国学者从西方理论的“注释者”转变为中国实践的“阐释者”和新理论的“开创者”。在实践层面上，推动经济学研究回归实践本源，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一批扎根中国大地的原创理论不断涌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就拿“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来说，自启动以来，已经陆续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等重点教材。与此同时，在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中，围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的课程逐渐增多，其结构和质量也在逐渐完善和提升。在生态层面上，学术评价体系逐步摆脱“唯西方期刊、唯SCI/SSCI”的单一标准，更加重视理论原创性、实践贡献度和社会影响力，为理论创新营造了良好环境。在国际传播方面，从“单向引进”转向“双向对话”，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显著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重要抓手，一批中国经济学著作正加速走向世界。例如，辽宁大学获批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我和合作者的《解读中国经济》《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有关我国发展、改革的著作翻译成多种外文版本，向国际学术界完整呈现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纵深。如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聚焦到经济学学科，从学术范式的重塑，到“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从无到有，再到学术评价体系从“唯期刊”到“重原创”的深层变革，以及中国经济学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学术舞台——这些变化共同印证着：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学知识版图中不可忽视的“理论策源地”。

扎根实践之壤：中国经验如何淬炼经济理论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哪些西方教科书里没有的“新素材”？这些本土经验提炼出了哪些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框架？

　　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沃土。例如，在经济转型上，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奇迹，而苏联、东欧国家按西方主流理论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却是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在发展实践上，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制造业为例，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纺织、玩具、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步升级到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产业升级路径表明，一个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等禀赋条件的改变，政府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产业会逐步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在区域实践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根据自身禀赋条件形成了差异化发展格局：东部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中西部地区逐步承接产业转移，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在宏观政策实践层面，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精准投向基础设施等短板领域，既稳住了短期增长，又提升了长期潜力，凸显了中国的宏观调控在应对危机时兼顾短期与长期、需求与供给的实践特色。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对关系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概括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立足新时代我国国情和经济改革发展的实际，在实践经验积累和理性认识跃升的过程中，不断厚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根基。例如，中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跃迁，不是简单的产业更替，而是生产力质态的根本性变革，“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学理提炼；当中国跨越了“有没有”的阶段，进入“好不好”的阶段，发展实践必然催生新的理论需求，“高质量发展”正是对这一阶段性转换的理论回应；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以及“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的经验积累，催生了“宏观经济治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从东中西部差异化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空间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有效市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强调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等主动作为，二者功能互补、各司其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后发国家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新的理论选项。

　　记者：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实践时存在哪些局限？中国经济学界在打破这些局限、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上做了哪些努力？

　　林毅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提炼出来的，其暗含的前提，如资本相对丰富的禀赋结构、处于世界前沿的产业、完善的市场制度、健全的法治环境、成熟的金融体系等，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当这些理论被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时屡屡出现南橘北枳、水土不服。以我个人学术经历的一个片段为例：1988年，我国出现18.5%的高通胀，政府以行政手段“治理整顿”抑制通胀——按西方理论这是“不理性”的，但是，若真如此，我国不可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7年，经济年均增长9.9%；同年，我在印度发现，它作为一个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国家竟然也有“国家计委”，且其关心的问题与我国国家计委关心的问题相同。这两件事促使我反思：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必须直面现象本身，了解其背后的道理。

　　为突破上述局限，中国经济学界需要的不仅是简单“修补”西方理论，而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框架，赋予经济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研究范式上，直面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事实，从“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命题”转向“从中国经验提炼一般理论”。在概念体系上，《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集纳了一系列独创性概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这些标识性概念解决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在方法论上，逐渐形成共识——研究方法应服务于问题本身，推动案例研究、历史分析、田野调查等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有机结合，使制度、历史、文化等复杂因素进入分析视野。在问题意识上，不再满足于回答“西方理论在中国为何失灵”，而是着力追问“中国实践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经济发展的普遍道理”。总的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恰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当现有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实践时，不是中国的实践错了，而是理论需要更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不是给西方理论做“中国注脚”，而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哪些重要指引？

　　林毅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只有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研究才能真正实现对复杂经济现象的本质揭示和规律把握。我早年学习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在形成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理论体系构建中。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引。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则要求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物质条件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非从主观意愿或抽象理念出发。第二，唯物辩证法要求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出发分析问题，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不应满足于表面现象的统计描述，而要深入揭示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矛盾及其转化机制。具体到研究方法上，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第三，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最终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能否解释经济现实、指导经济实践，经济学研究应当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根本使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第四，坚持历史视角，把握发展阶段的内生性，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物质条件、本质特征和主要矛盾，适用的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和理论框架也应有所不同。第五，坚持系统观念，经济系统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经济学研究要避免孤立、片面地分析问题。第六，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国经济发展既具有特殊性，也蕴含着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要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新知。总之，马克思主义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析框架。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经济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眺望前行之路：青年学者的使命与经济学的未来

　　记者：当代青年学者投身中国经济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一代接着一代人的努力，每一代的青年学者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力军。对青年学者，我有四点期望：一要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始终牢记学术报国的初心使命，让学问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时代。二要坚持实事求是，扎根中国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实际，从真实世界的现象中发现问题、提炼规律、构建理论，避免闭门造车、空谈理论。以开放心态直面世界，不被现有理论包括自己提出的理论和固有思维束缚，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三要夯实理论功底，锤炼过硬本领。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同时广泛涉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打下扎实的知识根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练就提升认识现象本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道正、术高、业精”。四要保持坚韧定力，勇于攻坚克难。理论创新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会面临质疑、挑战和困难。青年学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浮华所扰，坚守学术初心，勇于探索创新，在攻坚克难中实现理论突破。

　　记者：踏上新征程，您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展望？对学界同仁有哪些共勉之语？

　　林毅夫：我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充满信心。1995年我曾预测：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这一预测并非身为经济学工作者的自我勉励，而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判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沃土，也必然催生能够解释和指导这一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反过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从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理论，又肩负着指引实践、服务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使命担当：一是揭示发展规律，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逻辑、发展路径和内在机理，回答“中国为什么能成功”“未来如何继续成功”的重大问题，为国家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二是提供决策支撑，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在世界百年变局和新一轮产业变革当中，统筹发展与安全，为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共同富裕、风险防范等重大战略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践行“知成一体”的学术理念；三是引领国际话语，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讲清楚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合理性与优越性，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全球发展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四是培育时代新人，培养一批具有家国情怀、理论素养、实践能力的经济学人才，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未来，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实践层面，要牢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实践，聚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重大议题，提炼新的规律、新的理论，让理论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需求；方法论层面，要坚持问题导向，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客观实际出发，用“一分析、三归纳”（问题本质分析，历史纵向归纳、当代横向归纳、多现象综合归纳）的方法揭示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避免被现有理论束缚；学科层面，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同时加强教材体系建设，编写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精品教材，培养一批具有理论创新自主意识和素养的后备力量。

　　（本报记者 王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