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性概念的哲学阐释

　　【学术笔谈】

　　编者按

　　伟大的时代呼唤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刊特约请两位学者围绕标识性概念的哲学阐释、构建体现文化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深入阐发，以飨读者。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文化主体性的集中彰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依据深厚的思想文明史和丰富的人类实践经验，对标识性概念进行哲学阐释，系统论述其内涵特征、生成逻辑、价值意义，进而达到概念的理论自觉，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也是需要不断深化的理论任务。

标识性概念的内涵与特征

　　概念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人们通常是通过概念进行思维的，思维以概念为中介，对事物本质和属性进行概括与抽象，最终形成概念思维。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实际上都是逻辑化的概念系统。在概念系统中，总是存在着标识性概念，它们反映该理论体系的实质和核心，彰显该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主体性，是一种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独特的、创造性的思维形式。

　　标识性概念具有原创性。原创是一种根源性创新、创造，意味着不是对旧有概念的复制或对外来概念的移植，也非简单的语词翻新或标新立异，而是在既有理论谱系和话语体系基础上，实现范畴突破和内涵重释，并首次赋予某种独特经验以确定的理性形式。标识性概念的原创性，表现为人们基于以往的和新的对象、事物、实践经验，总结凝练新的思想，形成新的概念。比如，费孝通从中国乡土的独特经验中提炼出“差序格局”概念，第一次用本土词汇精准描述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独特逻辑。同时，标识性概念的原创性，也表现为激活并重塑既有概念，为其注入全新时代内涵与价值内核，使之获得新的理论地位。例如“实事求是”，原属于中国古代传统治学方法层面的范畴，毛泽东同志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涵，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跃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识性概念。无论是创造新的概念还是为既有概念赋予新的含义，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呈现了概念的新的思想规定性，实现了术语的革命。原创性赋予概念以独立的思想地位，使其承载独特意义，为它的标识性提供了根基。同时必须看到，原创性是标识性概念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个概念是否堪称“标识性”，还有赖于其是否具有主体性。

　　标识性概念具有主体性。主体性通常被理解为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统一。对于标识性概念而言，主体性不是外在的抽象标签，而是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首先，它表现为对主体自身的实践经验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言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道路与实践形态各有不同，主体通过标识性概念对此进行有意识的、对象化的审视和反思，形成一种自我觉识；通过与他者实践经验的相遇、互动甚至斗争，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承认并确证自己的主体性，在意识层面上获得自我同一性。其次，它表现为对主体自身面对的根本问题的自主解答和自我主张。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发展阶段遭遇的问题与挑战各有不同，主体通过标识性概念提炼出问题的本质规定，不受外部强制或胁迫，通过自我选择与决断形成解决根本问题的自主的理念和原则，呈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例如，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不是西方先发现代化实践和理论所能涵盖的，由此产生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标识性概念；它并非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照搬或模仿，而是自主定义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最后，它表现为对主体自身利益、愿望和诉求的鲜明表达。主体不仅是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表达主体的利益与价值是主体性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对于标识性概念而言，这一判断极为关键，因为它公开鲜明地承载和表达着特定历史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价值立场。例如，“共同富裕”无疑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

　　标识性概念具有独特性。所谓独特性，是指自身在与他者比较时所展现出的不可化约的差异性特质。对于标识性概念而言，独特性是原创性与主体性共同作用的自然结果，是概念辨识度的根本所在。首先，它表现为问题意识的独特性。这不仅涵指标识性概念所锚定的是理论主体自身的特定问题，也涵指在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或者文明的普遍性议题时，例如何为良好秩序、何为有意义的生活等，主体基于自身的历史处境与实践积累有着不同的提问方式。其次，表现为理论内涵的独特性。它凝练了特定文明无法被他者概念完全覆盖的经验内核，即使是面对人类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它仍然有着自己的独特回应。例如，中国哲学的“道”与西方哲学的“逻各斯”都试图表达宇宙本原与运行法则，但“道”所蕴含的“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生生不息”，有别于“逻各斯”所强调的理性秩序与逻辑法则。这一内涵上的差异性，使标识性概念成为文明的“指纹”。最后，它表现为话语地位的独特性。标识性概念在其所属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结构性位置，具有统摄性。它使不同层级概念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这一概念，上通天道性命，下贯人伦日用，统摄义、礼、智、信。这种结构上的不可替代性，是独特性在体系内的最终确证。标识性概念的独特性，其深层意义在于揭示了人类知识的多元性与文明路径的复杂性。正是在这种独特与差异中，不同文明的精神边界得以划定，人类思想世界的丰富性得以呈现。

标识性概念的生成逻辑

　　标识性概念不是先验固有的，也非人们主观随意创造的，而是有着客观的生成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作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结晶，标识性概念是实践、社会、历史、文化、语言等各种因素融通生成的结果。它是在特定历史实践中对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观念把握，经过理论主体自觉的、创造性的思维抽象与理论凝练而形成的。

　　第一，社会历史实践是标识性概念生成的现实根据。实践是理论之源，标识性概念的产生，背后往往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实践变革。实践为标识性概念提供了独特经验基础，标识性概念的原创性，归根到底源于实践的原创性。当一个国家、民族走出前人或他者未曾走过的道路时，意味着它是在创造崭新的社会事实和实践经验。这些新事实、新经验超出了旧有概念的解释范围，因而要求新的命名和新的思想规定性。实践为标识性概念设定了问题导向。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因而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深植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之中。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概念有效性的最终检验尺度。所以，马克思曾提出，要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唯有植根于社会历史实践的广袤大地，标识性概念才能获得蓬勃生命力与不竭的创新动力。

　　第二，思想史与优秀传统文化是标识性概念生成的文化根基。任何一种标识性概念都需要借助思想史来揭示自己的内涵，界定自己的位置，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以免于主观任意和历史虚无。对于新的标识性概念而言，思想史中的核心矛盾为其突破指明了着力点，范式方法为其生成建构了思维框架，不同思想传统为其理论内涵创新提供了思想资源。正如马克思视为历史前提和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被置于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的“感性个人”的批判与扬弃之关系中，我们就能清晰理解它所包含的感性的、活动的原则。因此，正是在对思想史的分疏与批判中，在不同思想传统的会通与对话中，新的标识性概念不仅能够生成，而且能够明晰自身的起源、性质与界限，达到自我澄明。与此同时，文化传统则构成标识性概念生成的文化土壤。传统文化包含着自己的独特价值体系，是特定民族的精神基因，为标识性概念注入价值理念、文化内涵、精神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这不仅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对于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标识性概念的构建来讲同样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无疑蕴含着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独一无二的智慧、气度、神韵。

　　第三，思维抽象与理论凝练是标识性概念生成的逻辑前提。独特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不会自发生成鲜明的标识性概念，其间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思维抽象与理论凝练。马克思提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突出了思维抽象对于概念生成的意义，并将思维抽象归纳为两条道路：一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二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思维抽象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首先是经过分析的道路，把感性具体升华为抽象规定，再经过综合，将这一具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此时的具体、经过思维加工和改造过的具体，已不再是那个整体混沌的表象，而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正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能够反映事物的全面性、总体性，所以马克思将这一方法视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如果说思维抽象强调了思维的形式与过程，理论凝练则聚焦于思维的内容。理论凝练是指在思维抽象过程中捕捉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转化为理论和学术问题；总结独特实践经验，提炼其思想内涵和本质规定性；融通各类思想资源，揭示理论根脉和思想史逻辑，对思想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此基础上，凝练成新的概念范畴，使之在概念体系中具有统摄力。所以说，思维抽象与理论凝练相互渗透，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构成标识性概念生成的逻辑前提。

标识性概念的意义

　　标识性概念作为社会历史实践、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融通生成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对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现实世界的解释与改造、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互鉴具有独特的功能与意义，构成了人类认知发展、社会进步、文明演进的基础性思想力量。

　　标识性概念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基石和提供核心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事实上，科学的理论总是表现为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一种逻辑化的概念系统，具有内在秩序。知识体系有着不同层级的概念群，存在着不同层级的标识性概念。无论何种层级的概念群，其中的标识性概念总是作为逻辑基点，通过自身的统摄力使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过渡、相互转化，形成层次分明、有机统一的体系。不仅如此，标识性概念还在整个概念体系中居于枢纽位置，为知识体系提供引领。它能够界定学科的基础问题和指引学科研究方向，是知识体系的精神标识。当新的实践经验、新的理论观点形成新的标识性概念时，它便会成为知识体系创新的突破口，推动知识体系的再造与完善，引发知识体系的迭代。更重要的是，标识性概念是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标识和支撑。自主知识体系不可能建立在移植性概念的基础上。标识性概念因为反映了主体自身独特经验、问题与价值，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独特性，因而使知识体系摆脱对他者知识体系的依附，具有自主之特质。

　　标识性概念为人们认识现实和改造世界提供规范和引领。作为创造性思维形式，标识性概念是联结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贯通理论思辨与社会实践的重要中介。它既来自对重大现实问题和实践经验的本质性概括与抽象，又具有解释现实、规范行动、引领实践的价值与功能。一方面，标识性概念提供强大现实解释力，为人们建构认知秩序和理解世界提供独特视角。人类活动复杂多样并处于不断变化中，原初的经验世界是混沌的、碎片化的，标识性概念通过高度抽象的学理概括，穿透事物的表象和偶然性，直抵其本质规定性。它还赋予人们独特的认识框架，塑造人们所理解的现实世界图景。另一方面，标识性概念提供强大规范力和引领力，为人们的行动定向。标识性概念作为成熟的理论范畴，其蕴含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能够为人们的行动确立目标和方向，提供具体规范和价值立场，也为实践的反思与评估提供标准和尺度。科学的标识性概念具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理论品格。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作为理论核心的标识性概念，一经被人们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信念时，它便拥有了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标识性概念，往往决定了这个时代的实践走向。

　　标识性概念为文明传承与交流互鉴提供核心载体。人类的文明史，从特定意义上可被视为标识性概念的形成与传承的历史。标识性概念是人类心智在文化环境中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文明的积淀，存储了一个文明所走的独特道路、积累的核心经验，因而成为该文明的标识。同时，在文明的后续发展中，它又总是被不断注解，实现意义的“再生产”。正如董仲舒解《春秋》、王弼注《老子》、朱熹释《四书》，儒道的标识性概念被不断重构和赋予时代性。正因为标识性概念的文明标识和传承功能，它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有效载体。一方面，标识性概念以凝练的话语形式，清晰呈现特定文明的核心特质与理论主张，使得文明传播更具辨识度。以标识性概念为方法的对外叙事，能够更有效地诠释自己的理念，更好地表述自身故事，从而强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实现文明形象的自塑而非他塑。另一方面，标识性概念不仅仅是对某一文明自身问题、实践经验的特殊性之把握，同时也包含着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独特性解答。它承载了特定文明的思维方式，对解决普遍性、共同性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认知框架和路径方法。因此，以标识性概念为纽带，不同文明获得平等对话的资格，真正成为主体间的相遇，从而找到对话切入点，走向深层文明互鉴，在这一过程中，标识性概念既守护特定文明自身的主体性，又搭建起文明间理解的桥梁；从解释自身经验出发，最终共同推动世界文明进程。

　　总之，标识性概念是理论体系的思想结晶，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独特性，有着自身生成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它不仅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基石和支撑，为解释现实和改造世界提供规范与引领，也为文明传承和交流互鉴提供核心载体。在对标识性概念达到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我们要坚定地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而生动的实践，回应时代关切，提炼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识性概念，“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作者：吴向东，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