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文物，法国的外交考量与未解之题

　　【国际观察】

　　5月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罕见一致，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历史性法律草案。7日，草案在参议院以全票赞成通过，标志着法国在直面殖民历史遗产问题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按程序，法律草案经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在此期间，法案可能被提请进行合宪审查等程序。若审查启动，颁布期限将相应顺延。

　　从“原则上不可转让”的绝对屏障，到建立制度性的归还机制，法国的这一举措被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誉为“向世界发出的统一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也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

自我批判的理性之举

　　康德曾说过，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法国并没有把自己凝固在“文明灯塔”的神话里，而是用法律形式承认殖民掠夺的不义，推动将属于他国的文物送回故土。

　　归还文物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那就是非洲的青铜器、亚洲的经卷、美洲的雕塑等文物，并不是法国理所应当的私藏。如今法国推动归还文物，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即一个文化大国的影响力，并不在于它占有多少异域的珍宝，而在于其是否契合世界的文化正义。

　　如果严格追溯来源，世界各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尤其是西方前殖民大国的国家级博物馆，其核心收藏体系的正当性将面临根本性质疑。承认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大量藏品的非法掠夺性质，无异于承认西方今日引以为傲的文化财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其他文明的系统性劫掠之上。

　　法国的这一举动，无疑会刺激其他前殖民国家更加正视历史，甚至推动文物归还成为新的常态，为当下这个民族主义抬头、冲突频发的时代，提供一种基于理解的和平叙事。因此，法国的勇气理应得到肯定与赞誉。此次通过的法案，显示出法国敢于把批判矛头指向自身的勇气，这是符合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的正确之举。

深思熟虑的外交行动

　　法国推动此项立法，直接的动力源于法国当前紧迫的外交现实。近年来，法国在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非洲传统势力范围内连遭重挫，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变并强烈要求法军撤离，民间反法情绪不断高涨。这一法案无疑为法国改善与这些非洲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法国《世界报》就指出，此举是向曾经的法国殖民地国家“伸出的一只手”，意在推动“关系更新”。特别是，法案的通过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启程访问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非洲重要国家前夕，这无疑成为一份“外交大礼”，不仅意味着法国将归还文物，更展现了法国希望重塑与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关系、实现外交破局的一种政治姿态。

　　此外，法国此举根植于法国政府尤其是马克龙的战略雄心，即希望在西方世界内部乃至全球舞台上，树立一个更具多边主义与道德责任感的西方大国形象。当历史上曾经进行殖民侵略的国家的博物馆里，普遍藏有大量来源可疑的外国文物，却鲜有系统性归还时，法国的立法行动无疑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和指向。这一精心设计的政治叙事，意在向世界证明，欧洲存在着一种更愿反思、承担责任、推动合作的对外交往模式。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也曾系统性返还此前在战争期间劫掠的各国文物。与法国、德国对本国殖民侵略历史持反思态度截然相反的是，日本从未全面返还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和财产。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结束，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共约1879箱、360万件。有学者估计，日本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内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其中大多数是侵华战争期间被劫掠到日本的。日本甚至还将掠夺的中国文物当作军国主义“战利品”宣扬，陈列地包括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战后，日本政府基本未曾提及战争期间的文物掠夺问题，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从未认真反省侵略行为。

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纠葛

　　当然，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从启动之初就面临诸多问题。

　　一是法案适用文物范围存在争议。法国公共收藏的他国文物数量巨大，特别是凯布朗利博物馆、卢浮宫、吉美博物馆等博物馆内，非欧洲部类的馆藏文物规模难以估量。仅凯布朗利博物馆就收藏有约30万件来自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的藏品。然而，在适用范围上，此次通过的法案仅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所有归还申请还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法国左翼阵营认为应扩大法案时间范围，将1815年前的时期也囊括进来。一些议员还对法案回避历史记忆之争、通篇未提“殖民”一词表示遗憾。

　　二是殖民恩怨难以消解。法国想通过归还文物来改善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但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由“给予者”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归还何物。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被殖民侵略国家而言，文物流失是殖民暴力的伤疤，归还固然重要，但远不足以弥合历史的创伤。正如阿尔及利亚等国人士所质问的，法国归还了殖民时期盗走的头骨，但何时为130多年的殖民统治、逾百万生命的逝去向阿尔及利亚正式道歉并承担责任？如果归还文物只是被当作一种外交工具，而非真诚的反思之举，那么这种功利性的政治策略就难以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完全认可。

　　三是历史责任的边界难以划定。法国此次承认其在特定历史时期非法攫取文物的过错，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个更宏大、更具挑战性的追问，前殖民侵略国家历史责任的范围究竟应如何划定。对殖民主义造成的更广泛后果，如经济剥削、资源掠夺、政治制度破坏、边界强行划分带来的持续冲突等，前殖民国家是否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对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而言，在文化领域做出有限的、可控的“纠偏”是一回事，但在经济、政治和气候治理等核心利益领域，能否真正承担历史性责任，恐怕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议题。

　　法国此次推动文物归还法案，是一次勇敢且值得赞赏的破冰之举，为全球范围内处理殖民时期流失文化遗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和政治范例。但该法案远非终点，而是一场漫长且充满博弈的历史性对话的开端，其背后的诸多问题值得全球各国深刻思考。

　　（作者：王朔，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