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㉞】童庆炳：“上课是人生的节日”

　　【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㉞】　

　　刘震云、毕淑敏、迟子建……你能想象吗？这些活跃在文坛的作家们，竟有一位共同的老师。

　　这位长者教书育人近60载，不仅指导过众多造诣颇深的作家，也培养出罗钢、王一川、陶东风等一大批卓有建树的学者；他长期从事文艺学研究，在文学审美论、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诗学、文化诗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他，就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

　　1936年，童庆炳出生在福建西部连城县一户农家。自小家境贫苦，插秧、割稻、放牛、挑柴……瘦弱的他不仅什么农活都要干，还在初中时一度面临辍学。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把村里几乎所有的书都一本一本搜罗来读”。那时，虽不知未来的人生道路会向何处延伸，但手捧书本痴坐在田埂上的少年却从“字里乾坤”中获得了莫大的快乐。

　　命运偏爱勤奋的人。1952年秋，童庆炳以优异成绩考入龙岩师范，3年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受教于黄药眠、李长之、陆宗达、启功、谭丕模、郭预衡、王汝弼、钟敬文等名师大家。由于学业表现突出，他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被分配到文艺学教研室，担任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的助教。

　　弯弯的山路磨砺了他吃苦耐劳、勤奋坚韧的品格，故乡的小溪赋予了他对美的热爱与敏感。加之名师指引的学术方向，童庆炳的学术道路从文学审美开始，扎根传统，望向世界。

　　在田埂上养成的“挑柴精神”，成为他此后数十年深耕学术、笔耕不辍的不竭动力：“要拿出坚定、坚持、坚韧，要拿出不倦的精神，才可能把柴挑回家。后来当教师、当学者，我知道要拿出挑柴的精神加以对待才会有结果。”

　　童庆炳治学不仅深入考察中国文论传统，还将眼界放宽至世界文艺理论前沿。从文学审美特征到文艺心理学，从文体学到比较诗学、文化诗学，他总是站在理论潮头，以中西融合的视角，参与建构并推进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研究。这些，浓缩于他辛勤撰就的《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等20余部专著、200余篇论文里。

　　童庆炳的成就不仅在书斋里、著作中，更在讲台上、在一代代学生的成长里。从青丝到白发，直至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对教育、对学生、对上课的爱都不曾止息。

　　“上课是人生的节日”，这是童庆炳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

　　“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呢？！”“我的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得出神入化……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每每讲起上课，他都是这般“兴高采烈、神采飞扬”。

　　不仅有爱，更有敬。在他看来，上课是一门高级的艺术。对待这一艺术，要始终心存敬畏：“上课前的那一个晚上，或上课的那天清晨，你必须洗一个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会平添几分精神……在走上讲台时，你必须穿上你最好的服装。”

　　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教学中，童庆炳总结出上好一堂理论课的技巧：“某个问题很枯燥，你必须调动你的一切积累，包括你的感情秘密，拿出来讲，把枯燥的问题化为有趣的故事”“你允许学生在你讲课中举手插话，提出疑问，或反对你的意见”。

　　他把亲身经历作为案例，灌注到一个个理论概念中，让严肃的理论变得生动可感。

　　作家余华这样回忆童庆炳的课堂：“童老师的课之所以吸引我们，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童老师的教学风度。童老师上课时从来不是强加给我们什么，而是用一种与学生讨论的方式上课……第二点是童老师的学术风格。在我印象里，童老师讲创作美学时，从来不说大话和空话，而是以严谨的逻辑和独特的感受吸引我们。”

　　他讲课全然为学生计，从不求回报。拿“《文心雕龙》研究课”来说，童庆炳多年来已讲过很多次，但每次课前还是会认真备课，一讲起来“摇头晃脑、乐在其中”。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这门课是不计工作量的，也拿不到一分钱报酬，他却坚持开设多年，直到生病住院，身体状况难以支撑才停了下来。

　　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让新来的博士生知道怎样读书，怎样搞研究，怎样写论文，怎样思考问题”，他曾这样表白心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罗钢曾在访谈中说：“有一点是我从童庆炳老师那里学来的：比较尊重学生的自我设计，不过多干涉他们。在培养过程中，我最重视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爱斌也感慨：“当年老师在课堂上带领我们逐字研读原典，一开始就为我们指明学术研究路径。直到今天，我在自己的教学中仍常常沿用童老师的方法，帮助学生打好基础。”

　　童庆炳对所有的学生都满怀关爱，他不但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教导学生，还实实在在地资助和帮扶学生。谁缺衣少食、谁生活困难，他能帮就帮。

　　如果说讲台是培育英才的“小课堂”，那么，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文学概论》《马克思与现代美学》《文艺心理学教程》等一系列教材，就是让文艺理论走向全国高校的“大课堂”。

　　1990年，为了让更多中文系学生读懂、学好文学理论，他接过国家教委的重任，主持编写了影响几代人的经典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其中，他融贯中西文论，创新性地提出“文学活动”“文学审美论”等观点。

　　这本教材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再版4次，全国超500所高校中文系使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可谓“谁人不识童庆炳”。

　　童庆炳自己也曾打趣：“我现在一到哪儿去，一说是童老师，他们都知道。过去没有见过面，但就跟见过面似的，感到很亲切，都说‘我用过你的书’。”

　　他奉献给后学的最后一课，是在离生命谢幕还有25天之际。2015年5月，他应邀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校作首场讲座，题目为《做“四有”好老师，为党和人民培育英才》，台下是文学院全体教师和学生代表。两个小时的讲座，年近80岁的老人坚持站着讲到了最后。

　　6月14日，童庆炳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仍然心系新一代学人：“努力吧！勤奋地、不倦地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里耕耘。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永远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把书本知识、创作实践和生命体验贯通起来。当你们像我这样年老的时候，回首往事，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虚度，你们已经成功，达到了你们的老师没有达到的境界。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话语里跳动着的，分明是一颗烛火般炽热光亮的师者之心！

　　（本报记者 李家欣 杨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