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论学

　　我是历史学科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者，最初所受大学教育却并非历史学。我十六岁赴日本留学，攻读的学科原是政治经济学。只因自幼对历史感兴趣，所以在大学期间，把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读历史书、抄录历史资料、访问著名历史学者上。就学历史而言，我的家庭条件比较有利。我父亲陈垣精研元史和宗教史，又精于考据；还在我幼年时代，他就通过讲论和实践教育我，启发了我对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兴趣和对搜集史料的重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对日本侵占东北和当时政府所持不抵抗主义十分愤慨，发表了《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一文，意指像宋徽宗这样的昏君，也还有过谋复燕云的行动，难道现时代的执政者连古代昏君也不如？从此便把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研究它的外患频仍进而研究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写出若干论著。为了打开研究宋史的难关，我决心较有系统地学习研究打开古籍锁钥的基本学科校勘学、目录学、史料学等等，进一步体会到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者来说，不在这些基本学科方面下一定功夫，就不能鉴别史料，也就难于运用精确的史料去解决历史问题。

　　据我自己的经验，整理古籍必须有古代语言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史料学、避讳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有关专业知识。校勘是整理古籍的最基本要求，选择底本是校勘工作的关键，没有上述基本知识，首先就难于选定底本，进行校勘。我只就避讳学和专业知识在整理宋代史籍中的重要性，举例略谈一二。宋代非常讲究避讳。避讳之风不始于宋，但宋时最盛，避讳种类和方法繁多。因避讳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致史实混淆，给历史研究造成许多困难。专业知识对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宋代的职官制度非常繁复，校勘者倘不重视这方面的知识，有时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曾见到有人把宋太宗时人“侯莫陈利用”当作“侯莫”和“陈利用”两个人，这是因为对宋代历史不熟悉，其实，《宋史·太宗本纪》有他被赐死的记载，《宋史·佞幸传》有他的专传。而“侯莫陈”这个姓在《北史》中早有。只要对有关专业古籍平日多加涉猎，校勘时多加查对，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此外，前人校勘工作的经验和成果，如能适当利用，对当前的校勘工作有好处。

　　在整理和出版的具体问题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已经点校出版的古籍中，错标点、错解释之处还时有发现。这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也并非全能避免，但最好尽量在出版前把好关，做好仔细核校工作，以免可能出现片面追求数量、速度而忽视质量的情况。由此想到，在培养和使用人才问题上，一方面要尽快使年青的一代掌握整理研究古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使更多的人通过学习也通过实践获得提高；另一方面，在选择某种古籍的整校研注者时，最好尽量照顾到本人的专业素养，用其所长，以免事倍功半。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而又细致的工作。最简单校勘也需要以认真谨慎的态度对待，有时需要查对许多古籍才能解决某一个字或一句话上的问题，所以还需要校勘者有极大的耐心、耐力。我写《宋史艺文志考异》一书，对九千多种只有书名、卷数、作者而无其他记载的宋代古籍目录作考订，几乎用近五年时间才完成初稿。这还是因为原来对这部书就比较熟悉，否则，需时可能还会长。

　　古籍的整理研究是涉及保存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大事，它意义重大而又相当艰巨，需要我们以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去从事。

　　——摘编自陈乐素《学习历史 整理古文献》，载于《求是集》第2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