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孙子兵法》文本定型的贡献

　　从南宋的叶适开始，学界对于《孙子兵法》是否为孙武所著就有怀疑，提出过孙膑说、佚名说、曹操说等。其实，这种考证的思路恐怕有些问题：诸子著作都是学派的集子，不可能由一位作者完成。《孙子兵法》也是如此，杨丙安、李零等先生提出的孙武奠定了十三篇基础、之后还有其他人参与过的观点是合理的推定。笔者想补充的是，《孙子兵法》文本最后的定型应该是曹操完成的。曹操《注孙子序》说道：“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以下曹操注文均引自该书）这表明他费心做过文本的注释整理工作。曹操很可能吸收了秦汉时期的相关成果，但是即使如此，这些也是被曹操所认定后进入“十一家注本”而影响后学的，其对于《孙子兵法》文本定型有巨大贡献这一点依然是成立的。比较“十一家注本”与汉简本在篇次、文字方面的差异，自可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学界主流多有忽略，例如李零先生虽然指出“曹操对《吴孙子》重作删选，将十三篇抽出别行，单为之作注，这是形成今本《孙子》的真正起点”（《现存宋代〈孙子〉版本的形成及其优劣》），但是又认为：“曹操只是将八十二篇本所包含明显不同的两部分重做区分，直截了当地恢复了汉初本的原貌，未对十三篇的内容做根本改动。”（《〈孙子〉篇题木牍初论》）故本文拟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对文本整体结构性的加强

　　对于《孙子兵法》文本结构的整体性，历来有很多学者给予过高度评价。不过，汉简本出土后，我们能发现，这其实是对于曹操领衔的“十一家注本”而言，这个文本的结构整体性主要是曹操更定以后才具备的。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末两篇《火攻》《用间》，是“十一家注本”调整确定的，汉简本原为《用间》《火攻》。从篇章内容和历史背景看，应以汉简本为是。因为《火攻》篇最后“故曰明主虑之”一段90字（占全篇的三分之一），核心观点“利”游离了该篇题旨；而且其意义较之前十二篇所述的关于具体战略、战术的“利”不同层面，为整部著作的经验总结。另外，在春秋战争中，“用间”和“火攻”都是不常用的，故张预说：“然处十三篇之末者，盖用非兵之常也。若计、战、攻、形、势、虚实之类，兵动则用之；至于火攻与间，则有时而为耳。”（第302页）两者比较，“火攻”更少用，《左传》记载仅有5例（参见拙作《〈孙子兵法〉末两篇的次序问题》）。从指导实战的需要讲，把《火攻》篇放在最后也合乎常理。

　　曹操的调整除了对信息情报工作的重视，还以《用间》篇与《计》篇基于“知”的“庙算”联系起来，使之内容结构上相照应。这个意图，至少有两点明证。一是曹操在该篇题下注：“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用“必”一词，即以为“用间”获得军事情报是常规操作。但是这并不符合春秋战争的实际情况，《左传》记载的约500次战争中，“用间”的仅二十分之一左右，远不如“用卜”次数多。故而可以推定，这个注释既是基于战国以后的军事经验，也出于与《计》篇的“庙算”必然性相统一的考虑。二是“十一家注本”为“五间之事，主必知之”，比汉简本的“五间之事，必知之”，多了“主”字。这显然指示“用间”只是对于“主”（国家军事统帅）而言，只关系到战略决策问题；这样也就与《计》篇“庙算”的“主”所为相一致。从该篇内容看，这也显然不周。“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一段，明显对于具体指挥作战的“将”而言。故这两处注释和补改实为破绽，能说明其有意为之。当然，若理解为出于加强内容结构整体性的考虑，则属于一种创造性的阐释。

　　学界周知，春秋末、战国初形成的早期诸子著作为章句形式，并无整体性结构。《孙子兵法》从军事指导的实用要求出发，把对于君王（统帅）而言的放在前面（《计》四篇），把战场上具体作战的原则放在后面（《执（势）》篇以下）。这种根据特定对象需要、以“类”编排的形式合乎实践指导的要求，但是从一般性的内容结构讲是有欠缺的。曹操当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故而有通过调整末两篇次序以加强文本结构性的更定。

　　比较汉简本与“十一家注本”，能发现后者尽量抹掉原本对“类”对象而言的特定性表达，以合乎内容结构整体性、一般性的要求。上述只是一个显例，另外文字增删更易也有许多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例如，汉简本的《形》篇原有“无奇胜”一语，原本是要求君主（军事统帅）作战略决策时多考虑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不能以为用战术的“奇”就可以获胜；这与《执（势）》篇所论的将军作战“以奇胜”没有矛盾。但是“十一家注本”以为应从内容的一般性看，这有矛盾，删除了“无奇胜”一语。

根据作战发展需要的增改

　　《孙子兵法》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与“十一家注本”根据冷兵器作战的发展需要作了补订有关。这是曹操对于该文本定型的另一方面贡献。

　　例如汉简本《九地》：“行山林、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十一家注本”改为“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在“行山林”后添加了“险阻”。“险”是能步骑战、不能车战的山谷地形。“阻”意思相近。《说文》：“阻，险也。”在春秋早期，“险阻”该不是“难行”，是根本不能“行”。因为战车是军队的核心装备，勉力能够“行山林、沮泽”，但是怎么也不能通过“险阻”的。战国以后，步骑兵登上了战争的主舞台，“险阻”也就为“行”所考虑。因此可知，这是“十一家注本”根据军事发展需要的补正。曹操注：“少固也。”指出行军经过这些地形，一旦遇敌，难以防守；即“难”不只是行军方面。这证明他根据实战经验，对“险阻”问题也有精到认识。

　　再如《九地》，汉简本：“□侯之请（情），遝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侯”，据上下文应该是“诸侯”。“十一家注本”改为：“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把“诸侯”改为“兵”，“遝”改为“围”。《九地》篇本旨讲出国作战应该根据各种不同形势灵活应对。故陈启天题解：“本篇主旨，乃论军队出国远征之战斗方略。”（《孙子兵法校释》）故原本应该为“诸侯”，该篇是对于那个历史时期的战场形势而言。改为“兵之情”，则作为一般性的战场认识，以适合战国以后的战场形势。曹操注：“相持御也。”“势有不得已也。”“陷之甚过，则从计也。”即是从这个方面解释的。无疑，这类改动是一种新的意义更定。

　　《军争》篇的“锐卒勿攻，饵兵勿食”，也是冷兵器作战形式复杂以后才有的战术原则，故“十一家注本”添加进去。在西周时期，战争也遵循“礼”的形式，早期兵法不会说敌军为“锐卒”就“勿攻”，也不会有“饵兵”的谋略。但是战国以后，作战形式复杂，兵不厌诈成为军事常识，“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就作为基本作战原则出现在“十一家注本”中。

兵学理论水平的提升

　　曹操还有一个贡献，就是提升了《孙子兵法》的理论水平。从残留的汉简本看，其还是落实在具体的战场需要层面，属于经验性的表达总结；而曹操领衔的“十一家注本”已明显有理论的自觉。

　　例如把《执》篇改为《势》篇。学界普遍认为“执”“势”通假，其实从该篇内容看，是不能通假的。“执”即执行、实施，与“势”意思大异。《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说：“先计而后战。”《孙子兵法》中，《计》统摄的四篇是“先计”部分，《执》篇则是“后战”部分的总起。“执”的关键是处理“奇正”问题，涉及的战势、军势是“奇正”能够创造出来的效果。因此钮先钟甚至认为：“本篇若命名为‘奇正’则似乎更合于逻辑。”（《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奇正”与“执”“势”都有直接关联，为什么原本应该是“执”而不是“势”呢？因为《孙子兵法》本旨是用来指导作战行动的，“执”才是其所关注的；而“势”有关的理论性认识，原本并非重点。题为《执》篇，意将军在战场的执行实施，如此可以概括整篇内容（“奇正”是“执”的精粹所在），指导性极为明确。若题名《势》篇，不能概括整篇内容，没有把握住关键。这个改动应该是曹操的自觉认识。他在题解中说：“用兵任势也。”即有较之经验总结深入一层的理论认识。曹操可谓是法家人士，他把战国法家的任势思想吸纳到兵家理论上，从而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概念（范畴），这无疑是巨大的贡献。后人多把“势”与《形》篇的“形”联系起来讨论，这其实是据曹操定型的文本而言的。

　　这类出于理论提升考虑的增删改动还有不少。例如汉简本《执》篇：“以此动之。”“十一家注本”改为“以利动之”。从上下文看，“此”更通达。《孙子校释》校记：“此据汉简本改。‘此’指上句‘形之’‘予之’之法而言。”“此”合理，但是我们也得理解其改动的意图。改为“利”，当是强调“利”是战略决策、战术行动的根本目的所在。“十一家注本”中，“利”出现的频率很高（共出现52次，包括“不利”）。而且在所有章句的背后都有一个“利”，战略上考虑政治、经济和外交条件，战术上讲“虚实”“奇正”“军争”，重视作战地形和间谍工作，甚至考虑火攻的方法，这些都是为了谋求最大可能的“利”。故曹操注：“以利动敌也。”显然，改为“利”，即强调了“利”是兵家思想的核心问题，这是一种军事认识的提升。

　　上述可知，《孙子兵法》文本在汉末才定型，其中曹操有极大的贡献。那些重定篇次、删易字句的工作适应了冷兵器战争发展的需要，使著作的结构性、理论性得以加强，成为这部经典的有机构成。即使若干部分是吸收了秦汉时期的成果，其判定、汇集使之留存下来的贡献也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作者：张涅，系浙江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