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小说的医疗书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得到空前开发：以往的羁縻之地渐次纳入王化，成为真正的南裔；经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并就此开启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古南方中国的上述变化，正史可以勾勒出田亩盈缩、户籍增减等宏大历史脉络，却鲜能呈现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而小说恰可胜任。盖小说叙事本就不能脱离时代，兼以彼时作者持“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的创作理念，遂令中古小说成为多维度观照南方开发的绝佳文本，特别是其间的医疗书写，尤足以展现南方独特风土人情与区域开发间多元且富于张力的交互。
中古小说的医疗书写以艺术形式巧妙地再现了北方移民努力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积极探索、改造、利用山林泽薮的过程。汉晋以降，海量移民涌入南方，为求生存发展，他们将目光瞄向原住民较少涉足的区域，但在未经开发、“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魏书·司马睿传》）的山川陂泽从事农业生产，生命健康无疑会受到严重威胁。根据笔者对通行本《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幽明录》的统计，书中蛇、蛟、鳖龟鼋鼍、水獭、虎、狐狸、鹿、鱼、鼠致人伤病、死亡事件总计44例。南方昆虫同样恐怖：广州西南数郡的飞虫“前后相寻续”“来食亡者”（《博物志·异俗》）；潜藏于川泽的射工“含沙射人”“剧者至死”（《搜神记·蜮》）。植物对人的威胁亦不容小觑：钩吻入口“即杀人”（《博物志·药论》）；江南山中的菌子“忽毒杀”人（《博物志·异草木》）；蝮蛇秋月所啮草木“亦杀人”（《博物志·异虫》）。这些故事无不折射出“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依凭，能为妖怪”（《搜神记·五酉》）观念浸润下人类对野生动植物的恐惧，也道尽时人开辟川泽山林之不易。但北方移民没有畏葸不前，而是努力适应环境，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他们意识到“居无近绝溪”（《博物志·五方人民》），用梓木做棺避免死者被飞虫啃食（《博物志·异俗》）。他们不仅仔细分辨“不可入口鼻耳目”（《博物志·药论》）的毒草，还利用当地动植物防治南方地区常见病，如以蛇衔草治疮、蘘荷根攻蛊毒、交州菌子外敷消腐、乌鸡外敷治“中恶”、蜘蛛脚治霍乱，等等。这些医疗实践被深受儒家博物传统与清谈风气影响的中古文人改编为小说，它们在反映民众改造自然、长葆康健等朴素愿望的同时，也推动了江南、岭南地区医疗知识的积累与更新。
中古小说创作者敏锐捕捉到了淫祀兴衰这一重大社会命题，其医疗书写不仅饱含对罹病士民的同情，还揭示出知识精英在南方地区推行教化、移风易俗的复杂性、艰巨性。中古时期本就疫疠频仍，叠加南方潮热、多蚊虫鼠蚁等地域因素，无疑会进一步拉高传染病发病率。在上文列举的4部中古小说里，发生于南方的鬼神致病、致死事件高达53例，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动物伤害的总和，而且危害性显著提高，动辄造成“众多疫死”（《异苑·死人发变鳣》）的后果。彼时公共卫生服务缺位，患者出于恐慌、弭患心理转而乞灵于鬼神。此种现实需求与南方信鬼神、好淫祀的风俗合流，遂令巫风大炽，仅《搜神记》便有蒋子文、蒋子绪、丁姑、戴侯、蚕神、君山神、李君神、树神黄祖、宫亭庙神、大槎、高山君11种淫祀。值得注意的是，中古小说对淫祀的描写适足以解构其神圣性。以蒋子文为例，他耽溺酒色，靠散布疫病、恐吓民众获得祭祀，成神后又对无辜百姓生杀予夺，令人齿冷（《搜神记·蒋子文》）。显然，信巫不信医不会带来健康，只会令病人“耗惑不反第，死夭复半”（《宋书·周朗传》）。是以杜兰香直言药物“自可愈疾，淫祀无益”（曹毗《杜兰香传》），顾邵面对庐山君“复庙”的威逼利诱时“笑而不答”（《殷芸小说·吴蜀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淫祀的轻蔑。最令人动容的是中古小说中坚守儒家道德文化信仰的士人，他们秉持“邪岂胜正”（《殷芸小说·吴蜀人》）的信念，或以无鬼论启蒙民众，或以地方长官身份禁绝淫祀，最终半数以上死于鬼神报复。这些悲情故事展现了南方各阶层有识之士试图打击巫觋集团、反拨淫祀之风的种种努力，但其感伤结局也暗示了禁绝淫祀所面临的重重阻力。
借由医疗书写，中古小说描述了北方移民对南方原住民从陌生、排斥到逐步了解的过程，绘就了一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秦汉时期，北方民众大多只能通过典籍或特定人群的转述了解南方人。汉晋以降，随着大规模人口南迁，南北民众开始有更多实质性的接触。在新世界，迎接北方移民的不仅有早期汉族移民后代，还包括“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搜神记·盘瓠》）等地的原住民。北方移民以猎奇的眼光审视着体质、生活习惯迥异于中原人的原住民：江陵有人“能化为虎”（《博物志·异人》）；荆州西南部“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博物志·异俗》）；荆南诸郡山民“多瘿肿疾”（《博物志·五方人民》）。这些观察被收入小说，并作为典故或人物设定在后世文学中被不断化用。新奇而外，北方移民对原住民的惮畏在中古小说里同样历历可见，如谓交州土著以箭射人，中者“须臾燋煎都尽”（《博物志·异俗》）；南方蛊毒“所中皆死”（《搜神记·犬蛊》）；晋陵山民可通过呼唤姓名令人“失魄猒伏”（《搜神后记·阿鼠》）。这些叙述杂有浓厚的原始巫术色彩，显示出中原主流文化圈文化想象与偏见的强大历史惯性。不过，民族交融始终是南方开发的主旋律。我们在中古小说里看到：南方海陆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北方移民通过与“南人”“土人”“交广人”乃至“旧朱厓之地，海中之人”的交流，不断获得“甘蔗可消酒”、留求子“治婴孺之病”、山姜花“治冷气甚效”及“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等实用医疗知识（《南方草木状·草类》）；“能化为虎”的“貙人”部落响应郡县征召，转为南朝政权的编户齐民（《搜神记·貙人》）。最值得玩味的是刘义庆笔下的换脚故事。士族子弟甲死于脚疾，后因缘际会下得以还魂，然脚痛不能行，司命遂将胡人康乙的脚换给甲。虽然甲复活后对新脚“终身憎秽”，但康乙的亲人却每逢节朔都抱着甲的脚“啼哭”以寄托哀思（《幽冥录·士人甲》）。如果考虑到康乙系出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著名的昭武九姓，那么这个奇幻故事愈发像是某种深刻的隐喻：民族融合是历史大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情感的共通足以超越各民族体质与生活习惯的差异。
总之，中古小说的医疗书写聚焦历史罅隙的幽微之处，关注北方移民在“地多湿垫”“疆土瘴疠”（《洛阳伽蓝记·景宁寺》）的自然环境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与收获。它不仅表现了当时百姓“年命未尽，横被灾厉”（《异苑·团扇梦别》）的战栗与无奈，还借由书写儒家知识精英与民间淫祀的冲突展现了南方逐渐褪去巫觋色彩、拥抱文明理性之光的历史进程，同时描摹出南北文化交流、交融的盛况。
（作者：李浩，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