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31】“每一步都得走，每一步都要走好”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31】
3月，长沙，岳麓山下雨雾氤氲。
中南大学报告厅里座无虚席。9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童庆禧走上讲台，开口第一句话让所有人愣了一下：“我还觉得有点诚惶诚恐。”
台下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掌声雷动。
两次攀登珠峰、把自己捆在直升机舱门外做实验的院士，把中国民用遥感卫星分辨率从30米追到0.3米的开拓者，竟“诚惶诚恐”？！当他讲述起那些惊天动地的过往，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1966年，童庆禧来到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开展科考，任务是观测太阳辐射。他独自在营地驻守了整整一周，陪伴他的，只有一台熊猫牌收音机和必须完成的观测任务。
高寒缺氧，水烧到70摄氏度就沸腾了，米饭根本蒸不熟。带的罐头一打开，看见凝固的油脂就反胃。他想了个办法：将面粉用冰雪融水调成面糊，撒点盐和脱水葱，把钢精锅的锅盖翻过来当鏊子，摊煎饼。
就靠这个，他在“生命禁区”撑了7天。
两年后，他再次踏上珠峰科考之路。途中，两名队友高原反应严重，无法继续。童庆禧护送他们从海拔6300米下撤到5900米的营地。高差不过400米，却走了四五个小时。
等他把队友安顿好，已是深夜。他独自一人折返，在冰塔巉岩间摸黑穿行。没有头灯，只有一弯冷月。
怕吗？很多年后有人问他。
“没想过。只想着把事情做好。”
这两次科考，他们获取了中国第一批珠峰太阳光谱的实测科学数据，科学地解释了美国学者“珠峰太阳辐射不强”的片面结论。而对童庆禧来说，这段经历的意义不仅仅如此。
“吃过珠峰的苦，世上再无苦。”他说。
几年前，一部名字叫《攀登者》的电影上映，童庆禧说，他专门跑到电影院去看，当听到歌词“每寸冰霜，每寸锋芒，每一步都是信仰”时，“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1978年，云南腾冲上空。
一架“米-8”直升机在低空盘旋。舱门大敞着，一个人被绳索拴在门口，半个身子探出舱外。他双手紧握地物波谱仪，像端着一支冲锋枪，对准地面目标，大声喊着测量口令。
这个人，正是童庆禧。
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航空遥感试验。飞机没有观测窗口，只能在飞行中打开舱门。没有安全带，他找了根尼龙绳，一头系在机身框架上，一头捆在自己腰上。
高空风灌进来，飞机颠簸不已。他就这样“挂”在舱门外，一连作业了好几天。
“我也是曾经挂在舱门外的人。”童庆禧说得云淡风轻。
腾冲试验的成果是沉甸甸的：累计遥感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拍摄胶片1100米，录制磁带90盘。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六七百名遥感人才。
但童庆禧心里清楚，靠一根绳子，遥感事业走不远。他大胆提出引进先进飞机以做专业遥感之用，要求机型能飞越青藏高原、航程超过3000公里。
从论证到选型、从谈判到改装，他全程跟下来，整整跑了8年。1986年，两架高空遥感飞机飞抵中国，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空中天眼”。
“看见，并不等于看懂。”童庆禧又琢磨起了“高光谱遥感”。常规遥感只能看到地物的形状、颜色，而高光谱却能识别出每一样东西最具辨识度的特质。
20世纪80年代，国家急需黄金储备，他和好搭档薛永祺院士带着团队在新疆荒漠里“飞行”找矿。飞机一趟趟飞，数据一遍遍算，硬是在托里—艾比湖地区发现了一条长五六公里、宽数十米的黄金蚀变带。
为此，国家还为当时这类非传统地质专业领域的找矿确定了一个新的专业名词：“科研预测储量”。
“遥感，就是为国家‘摸家底’的。”童庆禧说这话时，语气像在聊一件家常事。
飞机有了，技术有了，童庆禧的目光转向了更高的地方——太空。
1999年12月，中国第一颗民用资源遥感卫星发射成功。消息传来，举国振奋。数据传回来，童庆禧的眉头拧紧了。
分辨率：30米。
同期，欧美国家的卫星分辨率已经突破1米。
30米，只能看清山川大地的大致轮廓。1米，能分辨地面上的房屋、道路、汽车。30倍的差距，像一块石头压在童庆禧心上：“我们必须有自己的高分辨率卫星遥感！”
2003年，一项中英合作的小卫星项目启动。核心光学相机由英方承制，设计指标是当时国内最高的4米分辨率。别人觉得够用了，童庆禧不放心。他特意多留一天，拉着薛永祺去实地考察。看到实打实的技术状态，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回国后，卫星研制进入关键阶段。童庆禧作为技术总把关，从光学设计到数据链路，每个环节都要过问。“我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一遍遍算，一遍遍校。对方卡交付节点，我就守在实验室，和年轻人一起熬。”
2005年，“北京一号”发射成功，分辨率4米。这支团队也成为我国商业航天的先行者。
4米，是我国当时民用遥感卫星的最高分辨率，但也只是开始。
2014年，“北京二号”发射，分辨率0.8米。中国遥感迈入“亚米级”。
2020年，“北京三号”升空，分辨率0.3米。建筑门窗、道路标线、路边车辆……地面上的物体，清清楚楚。
从30米到0.3米，100倍的跨越，21年。
“靠什么撑过来？”记者问。
他没讲大道理，只是说：“每一步都得走，每一步都要走好。”
（本报记者 崔兴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