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铎写给振铎的信

　　文物博物馆学家、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字天木）后人所编的两大册《王振铎往来信札》，近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书中一共收录了538封信件。其中私人信函425封，涉及亲友193位；机构信函113封，涵盖74家单位。全书编排科学、体例严谨，不仅是一份珍贵的个人文献汇编，亦是研究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科技史以及学术交往的一手史料。

　　该书的第一篇文献，是郑振铎致王振铎的一封信。郑振铎写这封信时，人在北京，而王振铎在南京。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郑振铎刚被委任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他的信，是代表刚成立的文物局，热情邀请王振铎北上，参与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根据文献史料，这样的信不止一封，就在同一天，郑振铎给在杭州的夏鼐（字作铭）也写了类似的信。

　　王振铎欣然接受了郑振铎的邀请，从此开启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因此，王振铎后人将这封信排在这部书第一的位置，是有深意的。

　　这封珍贵的信，已记录于陈福康编著的《郑振铎年谱》（2008年三晋出版社出版，201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再版）之中。1949年10月30日，在致王天木的信中，郑振铎写道：“关于（旧）中央博物院事，我们的意见，都以为应该维持现状，即使暂时不能大加扩充，也绝对地不会缩小也。陶孟和先生今天南下，已将此意托他向曾（昭燏）小姐传达……我现在暂时负责文物局，局分三处，一图书馆处，二博物馆处，三古物处。不仅办理行政的事务，也盼望能有学术研究的工作。也曾和孟和先生说过，托他代为邀请兄北上，在局里任事。不知兄意如何？兄对古物事业素有经验和热忱，深盼能来此合作也。我国从前的博物馆，除‘中博’有新的气象外，余皆死气沉沉之古董陈列室耳。深望兄能来此，大家振作一番也。兄意以为如何？我不想把许多行政工作加在兄的身上，但望能作些领导的计划和专门的技术上的主持者。也请夏作铭兄来，由他主持古物处。兄能代为劝驾否？”

　　当时，郑振铎拟动员向达负责图书馆处的工作，裴文中负责博物馆处的工作，参加筹建自然博物馆，王振铎参加辅导各博物馆的工作，夏鼐负责古物处的工作。

　　郑振铎致王振铎信中提到的“中央博物院”，不久后改名为南京博物院。陶孟和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社会科学、历史、考古等工作。曾昭燏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郑振铎信中提到的“古物处”，后来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正式取名为“文物处”。

　　郑振铎写给王振铎、夏鼐等的信，是新中国最初规划文物博物馆事业的重要文献。郑振铎从新中国文化建设大局出发，号召这些学有专长的老朋友北上，“大家振作一番”，体现了他高度的责任心和真诚、热情。

　　王振铎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研究部的设计委员，负责该院陈列总体设计。他应郑振铎热情召唤到北京后，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不久任处长，对全国各地博物馆的筹建、规范陈列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遵照郑先生的指示和安排，他“不仅办理行政的事务”，同时也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他后来还担任了故宫博物院科技史组研究员兼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小组成员，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顾问等。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他成功复原了候风地动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台、司南等百余件古代科技模型，奠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实物研究的基础，其成果陈列于国内外博物馆。到了晚年，他仍担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夏鼐北上后在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中作出的重大贡献，亦是众所周知的，在这里就不记叙了。

　　可以说，当年郑振铎广发“英雄帖”，确实“此非一人之私愿，实国家文物百年大计之所系也”。而王振铎等人也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为祖国的文化事业鞠躬尽瘁，创造了辉煌。今天，当我们捧读这封“振铎写给振铎的信”，真是感慨系之！

　　（作者：吴可文，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郑振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