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时代的早期文明成就

　　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黄帝被尊为华夏人文始祖，其传说与活动核心区域集中在中原，是中原早期文明形成与华夏族群认同的关键象征。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项目的深入实施，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核心分布区取得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基本揭示出中原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文明演进轨迹，为从考古学角度探寻黄帝时代的历史内涵、文化特征、社会面貌和早期文明成就，搭建起重要的学术桥梁。

　　1921年，渑池仰韶村考古发现了发达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百余年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层层推进，极大地丰富了史前历史图景，构建起清晰连贯的社会发展线索，为复原史前社会样貌提供了坚实基础。应当明确的是，传统古史系统并非对客观史实的直接呈现，而是后世在零散文献与集体记忆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不断整合、塑造而建构的文化经典叙事。因此，针对黄帝等传说时代开展考古探索，核心要义在于复原重建相应时期的社会面貌与文明演进脉络，而非刻意追求考古遗存与传世古史记载的简单对应、强行匹配。

黄帝时代的史实素地与文明硕果

　　在先秦文献中，黄帝的形象多样，既是《左传》《国语》中的部落联盟首领，又是杂家笔下功德无量的圣王，更是法家理想中的君王，也是道家口中的“寻仙得道者”，还是《山海经》中“食玉膏”的神异天神……至西汉时，司马迁直言“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后亲访黄帝故地，完成对黄帝史迹的综合梳理，“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黄帝成为文治武功兼备的圣王。这些记述固然杂糅了些许神话传说的成分，且经后世踵事增华、附益完善，但其内容绝非全然虚构。应该说，黄帝形象的复杂性，承载了远古族群的集体记忆，也凝结了早期文明社会的制度与功业，蕴含了真实的历史素地。除去荒诞部分，从文献中可知，黄帝作为名号，已由“个人”引申为族群称号，黄帝族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原地区的黄河中游。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核心、主体、影响区域与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主体、涉及区域高度重合；仰韶中晚期的文明化成就与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的社会进步现象、黄帝的丰功伟绩整体相仿，社会发展阶段一致；史前文化中唯有仰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可与黄帝在华夏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相匹配。

　　考古学成果业已明确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趋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是华夏文明诞生及早期发展的中心区域。就河南而言，仰韶文化的发展成就可分别以豫西（其实还包括晋南和关中地区，豫晋陕交界一带约为同一个史前文化区）和豫中两个区域为主要代表，仰韶文化是在新石器时代前期裴李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此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加快，均经过当地仰韶初、早期文化的稳定发展，到仰韶中晚期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两者分别以豫西铸鼎原地区的灵宝北阳平、西坡遗址和嵩山东北麓的荥阳清静沟、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代表，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复杂化现象，文明化社会形态显著呈现。

　　铸鼎原位于灵宝市中部，两侧的黄河支流沙河与阳平河流域共发现55处史前遗址，其中仰韶中期有32处，聚落数量多且分布密集，出现北阳平、西坡等大型聚落，部分人群已基本脱离农业生产，转而投入建筑、制陶、酿酒、丝织。西坡、北阳平等遗址超大型房址、大型壕沟等大型公共设施的修建，多层级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表明区域社会已形成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呈现以“王权”即行政权为主的社会管理形态。铸鼎原仰韶社会稳定繁荣、管理有序、长期延续达七八百年，已具备古国的基本特征，进入初期古国阶段。

　　当前正在发掘的荥阳清静沟遗址的最大突破是在第三条壕沟内侧发现夯土城墙，被确认为我国已知最早、规模最大的版筑城址，改写了中国筑城史。城内有一定的功能分区，并发现多座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反映出社会管理的加强。

　　及至仰韶中期偏晚至晚期，嵩山地区文化更加繁盛。巩义双槐树遗址核心区北部是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区，组成具有准宫城性质的中心居住区，南部为多座大型建筑构成的“宫殿”区，呈“前朝后寝”布局，出现瓮城雏形，有方块状夯土精心筑成的大型活动广场，带有一门三道设置的大型院落等，文明化程度很高，被认为是古国时代“都邑”，符合出现都邑性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的文明形成标准的“中国方案”，是实证中原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

　　饶有趣味并值得重视的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发展的重心地区恰恰也是关于黄帝古史记载、传说最为丰富的区域，在豫西铸鼎原及嵩山周围更加集中多样。铸鼎原全称轩辕黄帝铸鼎原，相传因黄帝在此铸鼎升天而得名，《史记·封禅书》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其名称本身得来于历史文献。此地有丰富的与黄帝相关的传说、古地名、历史文化遗迹等，如铸鼎原上的黄帝陵，传说系黄帝的衣冠冢；娄底村，原名炉底村，相传黄帝在此筑炉铸鼎；西坡遗址附近带“常”的东常、西常、大常、小常等村子相传与黄帝的大臣常先相涉；仓头镇与字圣仓颉关联。在西边的豫灵镇滹沱营周边则流传有黄帝命令神荼和郁垒治鬼的神话传说。黄帝陵旁的黄帝庙内现存国内最早记述黄帝铸鼎的唐碑一方，黄帝文化氛围浓厚。

　　嵩山地区也一直有黄帝故里相关的文献记载，是黄帝建都立业的核心区域。如新郑，古为有熊之墟，《五帝本纪》载“故黄帝为有熊”，《竹书纪年》载“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皇甫谧明确指出：“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这里同样留存着大量与黄帝相关的传说、古地名、河流名及历史文化遗迹。新郑具茨山（又名始祖山）是黄帝屯兵、问道、议事的集中区域，山上有屯兵洞、力牧台、饮马泉、避暑洞等遗迹，据传黄帝曾在此屯兵、访贤问道，得风后、力牧为相；新密黄帝宫（又名云岩宫），被认为是黄帝练兵、议事的宫殿遗址，相传黄帝与风后在此创研八阵兵法，最终打败蚩尤；溱水、洧水、双洎河，据传为黄帝时期命名的河流；相传汉代始建供奉黄帝及其元妃嫘祖像的历代拜祖圣地轩辕故里祠以及轩辕庙等。这里的文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底蕴深厚，自汉代起便有祠庙祭祀，成为中华儿女传承始祖精神的核心地标。

黄帝文化的历史价值与人文意蕴

　　至迟在春秋时期，黄帝已被尊为华夏族群祖先的代表，郯子曰：“吾祖也”，文献中开始出现对黄帝世系的排列。《山海经》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等。《国语》载“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黄帝之子二十五人”。战国时期的《世系》《大戴礼记》直接影响了西汉《史记》以黄帝为中心的世系系统的形成。此后两千余年，世人对此未有疑义。近年来兴起的古遗传学研究有不少成果涉及中原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为黄帝族系传承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科学佐证，表明其并非凭空虚构。源自灵宝晓坞、荥阳青台和汪沟、渑池仰韶村等遗址的古DNA数据表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人群在遗传结构上整体保持连续性。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人群之间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遗传贡献。比如，各地汉族人群有57%~92%的遗传成分来自以仰韶村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古代人群，而这一比例在西藏藏族人群中也高达70%~80%，华南地区的苗瑶和壮侗语人群也有大量血统来自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古人。

　　《史记》认为黄帝时期是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开端。黄帝继神农氏而起，通过战争，完成与炎帝部落的融合、对蚩尤等部落的征服，成为天下共主，标志着一个一统万邦的时代的建立。在这一区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也高度契合黄帝时代的文明景象。仰韶中期时中原地区已形成粟作为主、家畜饲养为补充的农业经济，实力极大增强，通过人群扩散和彩陶传播实现了黄河流域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即“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出现。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社会文明化特征，与古史传说体系所勾勒的黄帝时代历史图景高度契合，二者在社会发展进程上呈现出明显的对应性。考古学关于早期文明发展成就的揭示表明，后世对黄帝时代的记忆与追述，既植根于史前真实的社会发展背景，也蕴含族群对远古先祖的文化认同与精神追念。

　　（作者：魏兴涛 丁福林，分别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