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季节
小时候，雷州半岛到处都是甘蔗林。外婆常说，八月吃蔗白，九月吃蔗青，十月吃蔗无人骂，十一月吃蔗一根又一根。说的是，八九月，甘蔗虽然长高了，但还不熟，有寒气，不能吃，十月将就着吃，到了十一月就可以放开肚子吃了。外婆说的是农历。北风贴着地吹来的时候，白天阳光炙烤，夜里骤然转凉，甘蔗熟了。
那时的甘蔗是糖蔗，榨糖的。果蔗另有名称，叫腊蔗，多是黑皮，生吃，不榨糖，没什么人种它。种腊蔗，心里不那么踏实，甚至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厚道，对不起土地。雷州人结实，皮硬肉硬的糖蔗也能生吃，不在乎甜蜜的汁水黏手。
外公从角落里找出歇了一年的砍蔗刀。砍蔗的刀，斧头那样沉，锈迹斑斑的刀刃有些小豁口。一块老磨刀石，弯弯的，中间凹，两头翘。外公磨刀时身子俯下去，又扬起来，像波浪那样有节奏。他边洒水边磨。砍蔗刀磨出的浆水，带着温热，流到外公的脚边。
甘蔗林又高又密。老蔗叶干得发白。穿过蔗林的北风，干爽，清脆。一听，就知道该砍甘蔗了。
这时的甘蔗林，还是闻不到甜的气味。我很少见到甘蔗开花。甘蔗花很像高秸秆芒草的花，白的，也是一长串的柔软绒絮。甘蔗花也没有甜味，开过花的甘蔗细长细长的。甘蔗就是这样的纯朴，十分吝啬地积攒着糖分。熟了的甘蔗，甚至还有些绿。
那年，外公在坡田的自留地里种了甘蔗。外公会砍蔗，刀刀贴着地，砍在蔗根处。看着砍刀就落在他脚趾边，却伤不着他。一刀砍断的甘蔗在他左手里颠两下转了一圈，右手的砍刀闪了闪，蔗衣被削了下来，顺势还把蔗梢斜斜地劈了。留在地上的蔗茬，尖尖的，被蔗叶盖着，外公的脚板像长了眼，躲着它。他不停地提醒别人，别让蔗茬扎了脚。可还是有人扎到了脚底，疼得一声尖叫，好几天走路得踮着脚。
别的人家也砍蔗。一眼望去，坡地的蔗林都倒下了。土地脱下穿了快一年的厚衣服，晒着冬天的暖阳。没了遮挡的海风，吹拂着三三两两站立在宽广土地上的砍蔗人。
外公又看到了西边老村子的老夯土墙。夯土墙被时间冲刷得越来越矮。在他小的时候，村子里的人搬到了镇上。外公的祖先，从北边过来，一路迁徙着，几百年前在这里落了脚。也许是甘蔗留住了他们。
拴在蔗田边的雷州黄牛，低着头，甩出舌头，把搁在地上的嫩蔗叶撩进嘴里。它的舌头总是朝一个方向卷着，每一口都是那样甜香。蔗叶的边缘有些毛刺，黄牛似乎感觉不到。
舅舅把黄牛牵过来，要把它套进弓起的车轭里。外公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扳着黄牛梗着的粗脖子。舅舅一急又用了蛮力，骂骂咧咧的，满头大汗。
蔗叶被草草地拧成绳子。捆着的甘蔗，装进了车斗。一捆捆沉重的甘蔗，从人的肩膀上，转移到牛车上。套好的黄牛，不吭声，还不停地咀嚼着。它反刍着吃下去的蔗叶，嘴角上挂着一团温暖的小泡泡。
外公心疼黄牛，说，差不多了。舅舅亮开嗓门，黄牛吓得扬起脑袋。黄牛抬腿的时候，我们在后面用力推了一把。牛车挣扎了一下，走了起来。
坡田里的牛车路上，有两条深深的车辙，像犁出来的。外公不放心地在后面喊了一声，贴着车辙走，别拧着劲。舅舅这会儿心里有底。他知道，黄牛凭着感觉也不会走歪。怕的是走沙地，前面的牛车压不出车辙，人和牛稍有迟疑，牛车就陷到沙坑里。过沙地时，舅舅不停地吼叫，笨拙地扯动牛绳。牛绳系在黄牛的穿鼻棍上。慢性子的黄牛生气了，踢着沙子，哞哞地喊几声，好像要纠正舅舅。
过了沙路，舅舅脚一点地，坐到了车辕上。
“瞧，牛的脖子快被压断了。”
外公笑了，说，上坡了，他是得压压车。
黄牛摆动几下扫把似的尾巴，赶走叮在身上的虫蝇。牛尾沾着的新鲜牛粪甩到舅舅的脸上。看见这场景的人乐呵呵地笑出声来。舅舅也笑了，拍了牛屁股一巴掌。
牛车上了沙土公路。
公路上跑着的卡车，十有八九是拉甘蔗的，要么装满甘蔗，要么从糖厂折回蔗场再装甘蔗。公路上骑单车赶路的人，追着装满甘蔗的卡车，借力拽下一根甘蔗，边蹬车边啃了起来。拉蔗的司机，常常为此放慢了车速。一根甘蔗算不了什么。
牛车一个下坡，一个上坡，往左一拐，到了蔗场。下坡时舅舅拉紧牛绳，让黄牛慢点走。上坡时他坐回车辕，靠着牛肚子，像要睡着了。黄牛踩着自己的影子，低着脑袋，不紧不慢地走着。它识路呢。
蔗场真大，还很平。
这里曾经平整出来，起降小飞机。旁边雷州青年运河的一条支渠，串起了田野、树林和村镇。往北走的公路，过了运河桥，到了渡口。渡轮把公路接到了对岸，公路又钻进了糖厂冒出的一团烟雾里。糖厂那边不仅仅有酒糟的气味。人们说，都怪它旁边那个排不走废水的大池塘。
蔗场上，甘蔗堆得方方正正。孩子们在格子般的通道里闪动，玩起捉迷藏。
糖厂的人在过磅处，嗓子喊哑了。这会儿，糖厂的人挥着手臂，跑到排着队的牛车边，挨个儿跟赶车人不好意思地说着什么。牛车排得长长的，那人跑得气喘吁吁，赶车人一阵嘻嘻哈哈。糖厂的人要吃饭了，饭点早就过了。他这样说，大家都饿了，先吃口饭吧。赶车人哪来的饭，就从牛车里挑出一根甘蔗，用膝盖顶着，撅两下，留下中间又甜又脆的那一截，脑袋一歪，咬开蔗皮，优哉游哉地吃上几口自己种的甘蔗。邻村的人差不多都熟识，种蔗人聚拢到一起，说着种蔗的故事。他们已经给牛卸了轭套，扯下了牛车上备着的嫩蔗叶。牛好像没有吃饱的时候。
黄牛瞪着一双大眼睛，拉着空车回来。天黑得只有星星在闪烁。星光在远处，也在眼前。小巷好像要藏到星光里，又像要从星光里露出来。人和牛不禁深深地吸上几口，仿佛纯净的星光是清甜的。舅舅卖掉了甘蔗。外婆接过那张过磅人开的单据，在手里搓捻了一下，像搓捻着一张纸币。单据金额一栏，“仟”的前面打了个叉，“佰”的前面也打了个叉，“十”“元”“角”“分”前面写着几个大写数字。复写纸留下的蓝笔迹上，盖着糖厂的红印章。
外婆说，夜里人少，兴许不用排队。她像是自言自语。外公说，明天再去不迟。外婆轻声说，明天不还是要排队吗？她又嘀咕了一下。
外婆用不惯手电筒，手电筒见前不见后。她拧开煤油灯，往里面添了油，点着，套好防风灯罩，又摸摸口袋里的单据，出了门楼。
我们走在公路路肩上。从身前身后不时跑过的卡车，射着大灯。白天里路边稀稀拉拉的木麻黄树，被车灯照着，叠在一起，像两堵围墙。车还远着呢，外婆就拉着我下到路边的小排水沟里。外婆说，这火车太快。我跟外婆说，这不是火车，是汽车。
卡车驶过公路，扬起一些裹着汽油味的尘土。
回到路肩，又有卡车开过来。外婆说，火车又来了。
蔗场的小屋门前，汽灯滋滋地亮着白光。蔗场边发霉的蔗头蔗尾里飞出一些虫子，聚到灯边。外婆排在领钱的队里。几个孩子玩着玩着，在一堆甘蔗上睡着了。
我醒来，听见外公在说话。他说，都下半夜了，还背着个孩子，好在没摔跤。这回，我听清了外婆的嘀咕。她说，年前还得请人收拾一下屋顶的瓦片，一眨眼就要下春雨。
外公的水烟筒，咚咚地沉下最后的响声。外婆家寂静下来。这寂静中满是甜美。
那时，深深的蔗林让小镇的孩子害怕。有的蔗秆被啃吃了一半，折断在地上。大人说，是山狗吃的。这里的人把野狗叫作山狗。孩子们不信，狗不吃甘蔗，说不定蔗林里藏着别的怪物。山狗又瘦又高，腿长长的，孩子们只要弯下身子装作捡拾石块，它便跑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在镇小学教书，看到孩子们眼神里犹犹豫豫的，舍不得砍倒该收获的甘蔗。孩子们说，我们的甘蔗还在长呢。镇子留给孩子们的是一小片最肥沃的塘边田。孩子们种下甘蔗，天天看着它们。它们长得好慢好慢。
从糖厂领回白砂糖，孩子们大把大把地吃着，嘴里发出沙沙的细碎声，鼻尖沾着的糖粒闪着晶亮。孩子们吃白砂糖不是头一次，但尝到土地对他们汗水回馈的甘甜，却是头一回。集市上卖的土片糖，说红不红，说黑不黑，咬一口能吐出好些渣渣。用原始工艺榨汁熬糖，农民说这甜才地道。糖厂出的片糖和砂糖，跟大米和花生油一样，凭票定量供应。
白砂糖拌热米饭太好吃了。白砂糖浸入米粒，米粒变得透亮。吃到嘴里，好香好甜，舍不得咽进肚子。
镇子周围，水田种稻谷，好的坡田种花生，剩下的瘦坡田才种甘蔗。坡顶被雨水冲刷出红泥土，光秃秃的，人们挖出一个个一米见方的坑，倒入一些稍微发黄发黑的熟土，埋下几节甘蔗。人们挑水浇灌。蔗苗抽出的一片片绿叶，在春天的坡风里窸窸窣窣地晃动，像在迎风奔跑。没有什么地方种不出甘蔗。
史书有载，数百年来，雷州半岛糖蔗之利，几与谷相半。雷州半岛人把一切美好的味道都说成“甜”，鱼的鲜美是“甜”，瓜脯的酸脆是“甜”，甚至凉茶、草灰膏的清苦也是“甜”。
甘蔗林不像50多年前那样一片连着一片，进得去，出不来。现代化榨糖厂，高效，环保，今非昔比。蔗糖早已不是稀缺之物。少吃糖，是新的健康餐饮指南。
如今，糖的用途更加广泛了。家乡的人们依然种着很多甘蔗。被热带阳光宠爱着的，很久很久以前落过火山灰的这片古老土地，是我们的老家，也是甘蔗的老家。
砍蔗队伍里，有外省人的口音。他们壮实，快乐，能吃苦，跟着初起的北风就来了。
阳光铺满雷州半岛，甘蔗又甜了。
（作者：邓宗良，系全国政协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