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

　　在互鉴融通、兼收并蓄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文化多样性与一体性的辩证统一，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不断建构、增强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牟钟鉴深耕中国宗教与中国哲学，凝练提出“多元通和”理念，深度解析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

●分析中国传统信仰生态

　　自从宗教学学科产生以来，“宗教”概念长期被赋予一神信仰的烙印。随着宗教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其在非西方信仰世界中的解释力经常面临挑战，研究中国宗教的学人对此感受尤其深刻。

　　牟钟鉴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指出，西方宗教学百余年间的发展，因其缺少中国宗教史的资料，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西方宗教学所总结出来的一般性原理原则，缺乏充分的普遍价值；二是西方学人在涉及中国宗教历史特点的认识上存在着模糊和误解。因此，当代中国宗教学学者有责任用世界比较宗教学的眼光，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自己的宗教史，并从中总结出正确和明晰的理论观点，建立中国特色宗教学。因此，《中国宗教通史》对中国历史上复杂多样的宗教形态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阐述。如此丰富的内容，的确难以用一种宗教或一个神灵的宗教概念去理解。面对诸多人群混处华夏、诸多宗教你来我往的现实，“多元通和”成为彼此精神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该书系统揭示了中国宗教“多元通和”的丰富内涵，有力突破了西方宗教学研究中对于宗教概念的固化理解，为精准把握中国宗教的本质、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这部专著中，牟钟鉴对中国宗教“多元通和”的思想及其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导宗教信仰，两者互为补充，从而避免了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政治和神学垄断，使宗教义理贴近现实生活，有益道德教化。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民间信仰与正统大教既相别又互动，不仅同时满足了上下阶层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动中保持着宗教的生命活力。第三，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敬天法祖为全民尊奉并数千年不变的基础性信仰；以儒、道互补为底色，同时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易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儒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导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会通、彼此和谐。历代王朝文化政策的主流是三教或多教并奖，信仰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这样的宗教生态，显然不同于一神主导的西方社会。中国宗教史作为中国文化史的有机构成，记录着中国人向往神圣、追求超越、探索奥秘的漫漫长途。

●解析中华文化内在逻辑

　　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并不完全是中国宗教自身造就的，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和文化根源，还需要从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中去追寻。在系统性宗教产生之前，“和实生物”“阴阳互补”“五行生克”等观念与思维，早已弥漫在中华大地。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魅力绵延数千年，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其内在价值本身就具有无穷的魅力。牟钟鉴2018年出版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就是一部解析中华文明密钥的著作。

　　在这部凝聚作者数十年心血的大作中，牟钟鉴以三教关系的生成发展历史为经，以具体时代的三教及三教关系为纬，为读者完整呈现了三教关系的发展脉络。论著在“总论”部分首先破题“儒道佛三教内在结构的多元互补性”及儒道佛三教的主要内涵与精神，在“结语”部分总结“三教关系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趋向”，通篇着重阐述中华文明“三教之间相融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内部和而不同，聚同化异，互补互渗，共生共荣”。围绕这一点，牟钟鉴首先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儒道关系史”，指出“中华早期文明从开始就独立发展，具有多元性与通和性，没有一元排他的基因”。此后分述不同历史时期三教关系的具体发展，使整个儒道佛三教文化的纵向流变、横向扩展、多元会通、中心边缘、兴盛衰复等历史脉络一览无余。

　　该书还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尝试规律性的理论凝练。在讨论“儒道佛三教内在结构的多元互补性”时，牟钟鉴强调：儒道佛三教虽然具有三元性，但三教之间的关系与结构，使得人文与宗教可以互补互制互鉴，“形成多元文化互动的良性机制，从而避免了一元文化独占而带来的单一性和文化专制主义”。儒家的人文理性，既提升了道家、佛家内在的宗教理性，又同时约束着道教、佛教内在的非理性因素，从而有效避免了中国宗教向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发展，加强了它们的人道主义意识与温和中道风格，形成济世为善的传统。同时，道家佛家的出世信仰和彼岸向往，与儒家的世俗主义互补，使得儒家保留对天命鬼神的敬意，坚守慎终追远的传统，重视神道设教，用以解答百姓对善福相悖的困惑与死后问题的关切。人文与宗教良性互动的结果，使得儒家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温和与包容的，导致中国佛教、道教总是把行善积德、尊重生命作为第一要义，并把爱人作为爱神的必要前提，达成了人道与神道的高度统一。

　　牟钟鉴的学术视野，不止于儒道佛三教，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在半个多世纪的矻矻探寻中，他的观察与反思始终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从研究《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思想开始，他对道家道教、儒家儒教、宗法性传统宗教等诸多具体领域，都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新仁学”等极富创新的思想观点。牟钟鉴学术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是特殊的，但学术背后的民族情怀、人类关怀是普遍的。

　　（作者：孙悟湖 刘明晖，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