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文风大家谈】史学文章应有可读性

　　【改进文风大家谈】

　　多年来阅读史学文章，总能遇到一些“难读”之作——或连篇累牍地考据，乃至堆砌史料，獭祭成章；或抓住细枝末节，引入冗杂理论，在蜗角蚊睫间反复腾挪；或不注重琢句炼字，语言枯燥无聊，论述晦涩艰深。这些文章，哪怕专业学者读来也颇觉痛苦，遑论一般读者要如何观览了。

　　史学文章是历史学界知识生产的主要成果。既是知识生产，就不能不关注产品的消费问题，如马克思所说，“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不被消费的产品不能成为产品，不被阅读的知识即便生产出来也毫无意义。在知识生产中，我们应当考虑文章能否很好地传播，考虑读者阅读的体验，这是所有学科的研究者都需要注意的问题。否则，生产出来的知识不能为大众所获知，不能被传播、阅读和阐释，这个知识体系就容易成为一潭死水，无法得到检验和认可，更不能吸引新鲜血液注入。

　　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人民群众普遍尊重历史、热爱历史，渴望获得对历史的真实、深刻、新鲜的认识。故而历史知识生产在中国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它既提供老少咸宜的公共文化产品，也提供关于人生、社会、世界的思考与答案，更关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学文章拥有庞大的潜在读者群，写作者必须重视文章在非专业读者中的传播。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既然着眼于传播，那就要使文章具备可读性。历史学者多少都有点“考据癖”，这不是坏事，但须知考据不是无限制地罗列证据，不重要的证据可以不说，相近或重复的证据列举即可。历史学者应当自觉抵制文章越写越长的风气，避免苛察缴绕，只要足以得出正确结论，当止则止。历史学者也应当提高自身文学素养，于义理、考据之外，亦重辞章，在不妨碍内容准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大众读者的青睐。像唐长孺先生的《〈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清谈与清议》等文章，不过三四千字，却写得深入浅出、意趣盎然，读来令人不忍释手，前辈学者的这种文风，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刘礼堂，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