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4月06日 Mon

德国州议会选举折射政党政治深层变化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6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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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版: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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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6年04月06日 Mon
2026年04月06日

德国州议会选举折射政党政治深层变化

  【国际观察】  

  4月初的最新民调显示,德国有84%的民众对现任政府不满,反映出德国政治运行面临较大压力,这一趋势也与近期德国两场州议会选举结果相吻合。2026年被称为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德国将举行5场州议会选举和4场地方选举。3月,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选举率先举行。从选举结果看,德国传统政党虽然维持了基本盘,但领先优势明显削弱,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的势力持续上升。总体来看,德国政党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并对其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洲范围内政党政治右转和极化的趋势。

  德国两大传统政党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一直是德国政治的稳定器,目前正共同执政,但近年来的多次选举尤其是刚结束的两次州议会选举结果表明,两大政党的支持率均出现下滑,并以社民党为甚。在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举中,绿党以30.2%的支持率排在首位,基民盟以29.7%的支持率位列次席,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至18.8%,而社民党仅获5.5%的选票,勉强进入州议会。在随后进行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以31%的支持率获胜,结束了社民党在该州35年的执政,而选择党的支持率则由上届的8.3%快速升至19.5%。两场州议会选举失利后,社民党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下滑,党内爆发了要求党主席克林贝尔下台的声音。对此,克林贝尔表示:“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已达成共识,将改革政党纲领并制定新的战略路线,而不是进行人事方面的调整。”但有评论认为,社民党需要提出“令人信服的未来福利国家理念”,单纯的纲领改革不仅会使该党成为执政党中的“精神反对派”,更会进一步限制其执政能力。

  伴随传统主流政党的衰退,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的势力则不断扩大。在4月初的最新民调中,执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形势都不容乐观,虽然联盟党仍以26%的支持率排在首位,但社民党的支持率已下滑至12%。与此同时,极端民粹政党上升势头显著,其中选择党的支持率上升至25%,左翼党的支持率也保持在10%。将在9月进行选举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分别高达38%和34%,均大幅领先传统政党。

  选择党之所以异军突起,在于其政策取向不断迎合选民需求。选择党在欧债危机中主张反欧元,在2015年后的难民危机中凭借强硬的移民政策发展壮大,并在乌克兰危机后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在选民动员上,选择党通过捆绑移民政策与经济议题,加强与工会的联系,大量吸收了劳工群体这一社民党的传统选民基础。巴登—符腾堡州的选举结果表明,选择党的影响力已进一步扩展到德国西部。在政党影响力上,选择党的议题正逐步外溢,并对主流政党的政策取向产生影响,比如基民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呈明显的收紧趋势。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就声称“德国很大一部分的暴力事件来自移民群体”,试图借此吸引更多的选民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治的变化受到政党竞争方式向媒介化动员转变的影响。一方面,社交媒体在选举中的作用凸显。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竞选活动中,由于“脸书”等社交媒体已经禁止投放具有赞助性的选举广告,政党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自身账号的曝光度吸引选民,这使得能够在社交媒体上贴近选民的政党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突出候选人个人形象的重要性。在巴登—符腾堡州的选举中,绿党候选人厄兹代米尔刻意突出亲和务实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任州长克雷奇曼的人物风格,成为绿党在该州获胜的关键因素。媒介化的方式意味着德国政党竞争已由传统的组织动员,转向依赖政党传播能力和候选人形象塑造的动员方式,这给社民党等对新动员方式适应相对滞后的政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德国政治的变化,还要置于欧洲政治右转和极化加剧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欧洲政治的右转和极化趋势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就已显现:极右翼势力在欧洲议会中的占比显著上升,极左翼势力也在快速发展,进而挤压传统中间政党尤其是中左翼政党的政治空间。近期,在被视为2027年总统选举“晴雨表”的法国市镇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取得重大突破,极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的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4月1日,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表示,如果其领导的温和党在9月的大选中获胜,将与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联合执政,同时瑞典民主党将在移民政策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德法两国近期的选举结果与瑞典首相的表态,均反映出民粹力量对欧洲主流政治的冲击,传统政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受到考验。

  当前,德国政党政治的深层变化正在影响其内外政策走向。在内政方面,主流政党和极端民粹政党围绕经济、社会政策等议题的争夺更加激烈,导致此类议题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加剧议题的极化,这又会进一步加剧政党体系的碎片化,使政党之间的政策协调难度上升,影响政府的决策效率。比如,美以伊战争爆发后,德国国内能源价格涨幅超过15%。选择党利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社会焦虑,提出重新向俄罗斯寻求廉价能源的主张,将经济议题与地缘政治立场相捆绑,持续给主流政党施压。与此同时,德国政党政治的变化还将进一步推动其对外政策的“政治化”和“安全化”。面对极端政党的冲击,外部事务被更多地纳入国内政治竞争中,成为政党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导致对外政策的“政治化”程度加深。“安全化”则意味着德国政府在经济、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对外政策中将更加强调安全化导向。

  (作者:姜昊、冯仲平,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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