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华文明薪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社科发展大家谈】

　　20世纪初，沉睡已久的敦煌藏经洞被打开，盗宝者纷至沓来，敦煌文物流散世界，陈寅恪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学者为走出这段“学术伤心史”投注了毕生努力。如今，中国学者已打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过时话语，我们可以自信地告诉世界——“敦煌学也在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10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硕果累累，在“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等重大项目的推动下，一批批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得以“数字回归”。据普查，敦煌残卷中可缀合的部分超过四分之一。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致力于敦煌残卷缀合工作，近10年，他带领学术团队系统普查了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残卷，现已成功缀合一万多号。他切身感受到，只有取得扎实的学术成绩，中国学者才能更好掌握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残卷缀合，破解敦煌藏经洞之谜

　　记者：您多年从事大规模、系统性、穷尽式的敦煌残卷缀合工作，能否介绍一下敦煌残卷缀合的主要价值？

　　张涌泉：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约7万号古代写本文献，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发现。其中既有大批汉文文献，也有不少粟特文、于阗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少数民族和外语文献，它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最宝贵的实物遗存。然而，这些珍贵的丝路文明遗存却大量以“身首分离”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亟待修复和缀合。正如前辈姜亮夫所说，敦煌残卷的缀合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关”的基础工作之一。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认为，“这种对古代破碎文献进行缀合，实际上是一种‘还魂续命’的工作，意义重大”。

　　2014年“敦煌残卷缀合研究”项目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年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为这项工作的全面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我们已发现上万号可以缀合的写卷。其中第一批成果结集为《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已在2025年初出版。集大成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则正在抓紧进行之中。当看到因种种原因散布在不同国家、不同馆藏的珍贵写卷而今重又“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中交织着感慨和喜悦。

　　记者：1992年，姜亮夫先生在《敦煌碎金导言》中说“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残卷缀合不易，这项工作的难度有多大？

　　张涌泉：姜老的感叹确是洞明甘苦之言。由于种种原因，敦煌文献散落在中、英、法、俄、日等几十个国家。据普查，其中可以缀合的残卷超过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大约有17500号残卷处于“骨肉分离”的状态，可以缀合。目前，我们已经拼接缀合了一万多号。要把一块块大小不一的残片缀合起来，确实就像大海捞针，难度极大，工作量也极大。比如有的残片只有一两个残字，又如有的残卷散布在十几个馆藏机构，要实现比对认同，确实其事“至难”“欲成不易”。2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学者为敦煌残卷的缀合付出青春和热血。诚如《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新书发布会上有专家评论的那样：通过本书，“看到了他们逐一比对笔迹、纸张、断痕、文意，将碎片化残卷复原为完整文本的神奇；见证了两千多组缀合中所凝结的‘于残损处见完整，于断裂处续文脉’的学术智慧。可以说，这项研究早已超越单纯的文献整理，是对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是对古代文明的重构与对话，更是对中华文脉传承的当代回应”。

　　记者：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和藏经洞文献的性质，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如今通过敦煌残卷的缀合，这个谜团是否已经被逐渐破解？

　　张涌泉：敦煌文献的性质，众说纷纭，是困扰敦煌学界的老大难问题。我们在敦煌残卷缀合过程中，发现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经的场所有“经藏”与“故经处”之别，“经藏”就是三界寺的藏经处，而“故经处”则是用作修复材料的“古坏经文”的存放地，亦即后来的藏经洞。后唐长兴五年（934年）左右，后来担任敦煌都僧录的三界寺僧人道真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活动，很多敦煌写卷中都留下了他们修复的痕迹；藏经洞很可能就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故经处”。道真搜集“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意在“修补头尾”。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我们通过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的彻底全面调查，发现敦煌文献确以佛经残卷为主，且多来自各家寺庙，残卷比例高达90%以上，其中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残卷可以缀合，而且藏经洞中各类材料分类包裹，井然有序，目的应是为开展大规模修复工作提供便利。这就证明敦煌文献确实是来自“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汇聚的目的是“修补头尾”，即为拼接修复做准备。所以三界寺藏经与藏经洞藏经其实是两回事。以前人们纠结于敦煌文献没有一些本该有的完整的佛典，因而生发种种的疑虑，原因就在于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发愤图强，引领新时代的敦煌学研究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900年，从莫高窟石室被打开的那一刻起，珍贵文献散落四海，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造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痛心局面，如今，经过一代代学人的努力，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自信地说“敦煌学也在中国”？

　　张涌泉：敦煌藏经洞打开之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文献的流散因而也就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伤心史”，以致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敦煌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落后于日本和欧美各国。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发愤图强，已经在敦煌学的多数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实现从“材料流失、话语权旁落”到“学术复兴、引领研究”的历史性转变。

　　如近些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第二卷，郝春文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樊锦诗主编的《敦煌艺术大辞典》，赵声良主编的《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及其续编，郑炳林主编的《敦煌通史》，等等，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性、奠基性重大成果，辉耀世界；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讲座书系”（全21种）、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已出版第一辑5种），则代表着中国敦煌学界更年轻一代的实力和新的发展方向。

　　陶行知先生诗云：“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就我个人而言，从敦煌变文的全面校理到敦煌文献的系统整理，从敦煌俗字的辨识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纂，从敦煌变文写本特点的探索到敦煌写本文献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以及敦煌残卷的缀合，这些都是我心目中的“大事”。作为我国新时代敦煌学研究群体中的一员，为改变“敦煌学在国外”的面貌略尽绵薄之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记者：《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明确提出“以重大工程为引领，加强古籍工作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正是4项重大工程之一，您是该工程最早的推动者之一。目前，该项目进展到什么阶段了？接下来有哪些重点和难点？

　　张涌泉：“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工程的核心是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以前刊布的中、英、法、俄敦煌文献，主要是黑白照片按流水号影印，难以保真，也不利于深入研究。如果能由国内全部彩印仿真出版，也是一种“回归”，并且有利于这批珍贵文献的保存并传之久远。近年来，“敦煌文献回归工程”正在全面推进，其中彩色仿真影印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重庆藏敦煌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已全部出齐，卷帙浩繁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也正在陆续影印出版中。我主编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湖北藏敦煌文献》《浙江藏敦煌文献》也已基本编纂完成，即将出版。英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敦煌文献的彩印出版工作则在落实推进之中。

　　除了中、英、法、俄以外，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公私藏家的藏品调查和刊布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同时，敦煌文献总目的编纂以及敦煌文献的系统全面整理也有待进一步推进。

冷门“绝学”，薪火相传代有新人

　　记者：前不久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能否分享您的相关思考和经验？

　　张涌泉：立足中国实际，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确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使命。对敦煌学、写本学、近代汉字学等学科而言，原来都没有系统的知识架构，尤其需要在前贤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的学术梳理和理论阐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用以指导进一步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学界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如我们学术团队近年致力的敦煌残卷缀合工程，从零星的经验式缀合转向“全面普查—汇聚内容相邻写卷—考察行款书迹—完成缀合”的系统性工作程式，并总结出内容相邻、碴口相合、字体相同等12种缀合方法。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研究范式，为写本文献乃至其他出土文献的修复与整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在梳理、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助于引领新的学术风尚，促进新学科的创立，推动学术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

　　记者：要让冷门不冷、“绝学”有继，重点在于什么？

　　张涌泉：“绝学”要想不绝，关键在于薪火相传、代有新人。培养年轻人，除了上面说的加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外，还要积极鼓励、吸引优秀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加入科研团队中来，让他们在科研实践中“强身健体”、增长知识。另外，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更需要新一代研究者与时俱进。要鼓励支持年轻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来拼接、解读和还原丝路文明，创新研究范式，为敦煌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插上智慧的翅膀，使我们的研究更快更深更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学术需要传承。我们的成绩是在前辈的引领下取得的，现在我们也有责任把接力棒传下去，让千年残卷穿越时空重新活起来，让中华文明的薪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陈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