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和张居正历史地位的新认识

　　【图书评介】

　　明朝中期，王朝统治深受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困扰，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明王朝每当朝政极弊、形势危殆之时，便会反弹性地出现旨在振弊起衰的自我调整活动，从而暂时缓解了统治危机。与明中叶的自我调整相比，明后期开展的改革运动的力度和效果都要大得多。而开启明后期改革新局的，正是自外藩入继大统的明世宗以及一批精明强干的大臣。而在“大礼议”中骤然崛起、深受器重、曾三次位居首辅的张璁，毫无疑问是嘉靖初期改革群体的中坚人物。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大多数聚光灯都照射在张居正改革上，而张璁和嘉靖革新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田澍教授的新著《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把张璁和张居正放在嘉隆万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对两位政治家的政治角色和历史地位做了新的分析和定位，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明朝嘉靖以前的政治史，可以英宗登基为转折点分为两个阶段。从洪武至宣德的近70年间，先后君临天下的有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和宣宗五位皇帝。尽管在个人性格和治国方略上有刚强与柔弱之别，但五位皇帝登基时都已经是成年人，政治经验比较丰富，处理政务比较勤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营造出一个吏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明史》曾评论说，从太祖以迄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一些史书还给仁、宣两朝冠以“仁宣之治”的美称，将这一时期视为可以与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太平盛世（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当然，在这一时期，明朝统治体制中潜藏的矛盾和问题并非没有显露。只是由于建立时间尚短，政治弊端和社会矛盾的积累程度还比较低，而且朝廷能及时推出一些缓解弊端和矛盾的措施，才大体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转。

　　从英宗统治时期开始，以前潜藏的矛盾和问题迅速变得突出起来。英宗之后，景帝、宪宗、孝宗和武宗先后登上皇位。尽管他们并非都无所作为——如景帝有安定社稷之功、孝宗有清除积弊之举，但总体看来，王朝统治正在走下坡路，深受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困扰，其表现包括宦官擅权屡次出现、行政效率明显下降、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等。到正德年间，各方面的危机都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除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外，还发生了两次藩王叛乱，明王朝的统治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嘉靖二年（1523年），大学士杨廷和等在奏疏中指出：“祖宗天下，至正德间几倾覆矣！赖陛下再造，转危为安，中外军民始获苏醒。”（《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嘉靖二年十二月庚戌条）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中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下）其实，明王朝倾而未覆、危而未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每当朝政极弊、形势危殆之时，便会反弹性地出现旨在振弊起衰的自我调整活动。这种自我调整活动，在明中叶就曾周期性地发生。比如，在英宗被俘后起而主持朝政的于谦，立即推出一系列整顿内政和武备的措施，使正统末年的混乱政局迅速得到改观；在以荒怠闻名的宪宗之后登基为帝的孝宗，更因即位初期大力革除前朝秕政而获得“中兴之令主”的美誉。（夏燮：《明通鉴》卷四○，孝宗弘治十八年五月辛卯条）但是，与明中叶的自我调整相比，明后期开展的改革运动的力度和效果都要大得多。而开启明后期改革新局的，正是明世宗君臣，正如明人霍与瑕所说：“嘉靖初政，自洪武、永乐以后，百年仅见。”（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一六《读陆子余与友人书》）

　　最近20多年来，田澍教授先后推出《嘉靖革新研究》《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明代内阁政治研究》等论著，对明代后期，特别是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政治嬗变进行了层层深入的探究。202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又一部力作，也提出不少突破成说的新看法。正如该书所说，其旨在把张璁和张居正“放在嘉隆万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与传统观点不同，对张璁的评价要高，因为他要么被长期丑化，要么被忽略；而将被过分放大的张居正拉回到合理的区间，相关的认识也有较大变化”。“明武宗猝死后，明代政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张璁以其敏锐、自信、求实和坚强意志经受住了‘大礼议’的考验，同时得到了世宗的赏识和信赖，出现了新的君臣关系。张璁是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在政治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张璁能够骤然崛起并成为改革群体的中坚人物，除了各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之外，与他具有突出的政治才干是密不可分的。《明史》虽然对于张璁不无非议，但也肯定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田澍教授对张璁的政治素养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担当与创新。要领导改革，必须具有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具有冲破旧例的胆识和勇气。张璁在“大礼议”中的特殊表现，充分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见识和胆略。二是廉洁与自律。要真正领导改革并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者必须要自身清正。张璁骤贵之后，始终能够以“修身”“齐家”规范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的目标，表现出了一位真正的改革家所应有的廉正素质。三是负重与忍辱。改革会触动许多人的私利，必然会产生诸多杂音。面对反对势力的各种攻击，张璁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冲破重重阻力，对明代弊政进行了多方改革。正是基于这样几点，书中认为“张璁在明代改革历史中具有特殊表现、特殊建树、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

　　与张璁长期受到贬低和非议相反，张居正一直被视为大改革家而备受赞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关于张居正的评价有些过高。比如，毛佩琦先生曾发表《张居正历史定位再议》一文，对张居正的政治举措进行了重新审思，他指出：“使用‘改良’，似比使用‘改革’更为妥帖。”（毛佩琦：《张居正历史定位再议》，《明史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2010年版）这部新著的特点，是从长时段的宏阔视野，把张居正改革放到嘉隆万改革的大背景下加以观照和评价。“张居正是张璁改革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张居正在万历前期所推行的‘新政’是在效法嘉靖革新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将张璁与张居正联系起来考察是推进明代中后期历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口”；“离开了张璁，离开了嘉靖、隆庆时期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万历前期张居正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更不可能理性认知张居正时期的政治特点”。

　　为了准确评价张居正的历史地位，田澍教授在书中对张居正的政治角色做了重新定位。他指出，“只有用顾命的视角来看张居正的言行，才能客观地认识他的处境，才能明白他的使命”；“才能对其辅政有充分的理解，对其死后的遭遇也会有清醒的认识”。晚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谦（按，当为居敬）死，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三诏亭》）由此看来，张居正是把自己定位为摄政而非宰相，这一认识或许更加符合他自己和当时人对其的政治定位。

　　从顾命大臣的视角观察张居正的言行举措，自然会得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田澍教授指出，明穆宗弥留之时，皇太子年纪尚幼，所以指定三位阁臣作为顾命大臣，要求他们“协心辅佐”，其意图是建立一种相互协作的集体顾命模式。但作为次辅的张居正，却联合宦官冯保和李太后，驱逐了作为顾命首臣的首辅高拱。巧合的是，高拱被逐后的第八天，另一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样，“穆宗临终对三位阁臣的嘱托便成了对张居正一人的托付”。张居正掌握大权后，“竭力效法明世宗，故将他称为‘改革家’，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但张居正“没有自觉地结束顾命格局，未能将皇权有计划地顺利转移到神宗手中”。不仅如此，张居正联合宦官和后妃发动政变的行为，“标志着宦官干政的再次出现”，对晚明政治与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以往学者研究万历时期的政治，往往“把首辅张居正与亲政后的神宗划清界限”。而田澎教授反对“简单地将张居正与其身后的万历政治割裂开来”，他认为万历时期阁权由强变弱的时间，并非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在张居正之后，其根源恰恰是在张居正柄政时期。“张居正时代既是阁权所能达到的高峰时代，又是阁权必然开始弱化的时代”。这是因为，张居正对于自己的阁权，并没有充分的自信。他确保权力稳定运作的做法“完全改变了选用阁臣的传统，成为明代内阁设置以来最大的变化”。

　　田澍教授包括本书在内的一系列论著，对明代后期的政治脉络做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解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当然，这些新观点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探索和争论的终结。张璁、张居正等都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正如书中所言，围绕他们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也是正常的学术现象”。

　　（作者：高寿仙，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