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用兵之道的现实意义

　　【经典兵学拾萃】

　　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将战争置于关乎国家存续与人民生死的层面进行审视，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三原则，要求发动战争必须基于充分且必要的国家利益与生存危机，从源头上将战争权牢牢锁定在防御性与必要性范畴内。这种思想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民本关怀。同时，它又讲求“兵以利动”，因为无谓的战争只会耗尽国力。孙子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出发，将道义约束内化其中，实现了“仁”的价值导向与“利”的现实判断源头统一。

　　如果不得不使用武力，孙子又提出了经典的战争目标层次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就是《孙子兵法》经典的“全胜”思想，其精髓在于将胜利的标准从“破”（物理摧毁）提升为“全”（臣服），并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奉为顶级战略。这一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人道关怀：追求以最小代价达成政治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双方损失。为实现“全胜”，孙子给出了清晰的策略顺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谋”与“伐交”作为优先选项，本质是通过政治、外交等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这是对暴力规模的极致限制。这种对战争目标的设定，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胜负，将“仁”内嵌为衡量国家之“利”实现与否的关键标准，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

　　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这是“慎战”“非危不战”思想的历史延续。2025年5月，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成立，目前已有37个签署国，为有效化解国际争端提供了新路径。

　　孙子十分重视“战后修功”，“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军事胜利不是终点，如果不能及时巩固战果、安抚民心、重建秩序，胜利将失去意义甚至埋下祸患，这反映了“仁”的终极追求——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毁灭，而是建立一种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和平状态，即“安国全军”。这超越了单纯攻城略地式的军事征服，将民心归附、长治久安纳入战争谋划，使“利仁统一”原则在战争善后阶段形成了完整的价值闭环。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最早全部批准加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的国家，并一贯积极推动武装冲突法的传播、适用与发展。抗美援朝战争中，“联合国军”被俘官兵的伙食标准高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准；志愿军甚至还专门为“联合国军”战俘举办了为期12天的战俘奥运会。

　　《孙子兵法》从战略战役战术多层面论证慎兵戈、求全胜、重道义的用兵之道，通过对“利”进行价值分层，将“仁”融入取胜之道，是对战争全面辩证思考的智慧产物。孙子的谋略，从来不是“战”的技巧，而是“止战”的智慧；不是“胜人”的锋芒，而是“服人”的格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安全倡议”，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明确了中0国处理全球安全问题的六大核心理念与原则、二十个重点合作方向及五类合作平台和机制，涵盖武力使用、人道规则和军备控制等多个方面，为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人道主义事业提供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其思想渊源之一，正是《孙子兵法》中追求“慎战”“全胜”“共存”而非零和博弈的智慧。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积极做热点问题的斡旋者。2024年9月，中国和法国等国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发起了一项有关国际人道法的全球倡议，激励国际社会对国际人道法做出政治承诺，以减少战争伤害。

　　这些重要理念和行动，都闪耀着《孙子兵法》的精神光芒，是《孙子兵法》思想在新时代的体系性升华，是中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的东方大国智慧。

　　（作者：王文娟、杨晓萌，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法制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