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到“语言”
——谈中国当代油画的文化自觉


【艺点·当代绘画材料与技法创新】
当代绘画,尤其是油画,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形式纯化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解构之后,正在寻求新的观念与语言。19世纪60年代起,印象派打破了西方油画的写实传统;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将自然概括为几何形体,追求形式结构的永恒;继而油画的色彩被野兽派解放,画家不再依附于客观对象的固有色,而更加诉诸情感的表达;从俄罗斯艺术家康定斯基到美国画家罗斯科,艺术家们完全打破透视,摆脱物象的束缚,用纯粹的点、线、面进行抽象绘画创作;后现代艺术则强调绘画的意义不在于其形式美感,而在于它所传达的观念和态度。当代艺术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将形式探索与观念表达重新融合。
在中国当代油画领域,一股力量正在汇聚与壮大,它并非简单地用油画颜料描绘中国图式,而是通过材料的拓展与方法的创新,探索一条将本土文化与油画媒材融会贯通的道路。
皴法借鉴与笔触生成
油画传入中国百余年间,中国油画家在吸收、融合、拓展的过程中,提炼出基于东方美学的创作方式。
我认为,传统中国画创作过程中的反复皴染,已不仅是一种技法,而是成为一种在时间中沉淀、在积累中顿悟的心灵修持,笔触可以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身心调养行为。这份独特的艺术方法论,深刻启迪并滋养了一批中国当代油画家的探索之路。无论是披麻皴的绵长,还是斧劈皴的刚劲,每一次的勾勒与渲染,都是时间的积累与心灵的刻画。当中国艺术家拿起油画笔与刮刀时,这种深植于文化基因的创作观,自然而然地被唤醒。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油彩丰富的肌理感和覆盖力,与水墨的皴擦积染有着内在的契合,于是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转译”工作。
陈坤的“溪山”系列,其灵感来源于北宋画家范宽的经典作品《溪山行旅图》,北方山水的巍峨壮美与潺潺溪流的清幽绵长,成为其构建自我绘画体系的灵感源泉。作为“60后”艺术家,他的创作直接呼应山水画的灵魂,抛弃具体的山石树木之形,转而捕捉山水的“气质”与“呼吸”。在画布上,他用油彩进行类似皴染的覆盖与堆积,笔触在重复中交织、碰撞、融合,形成一片混沌初开、元气淋漓的意象世界。从《午后3-5点》到《水磨石》《寿漆》等,这些作品剥离日常形象,抽走叙事意义,只显现出层层涂刷的动作与油彩的厚度,从而获得极致的纯粹性,成为“时间的皮肤”。
马可鲁的油画创作色彩与笔触不再服务于造型,而是获得了自主的生命。每一层颜色的覆盖,既是对前一层痕迹的追溯,也是新一层意义的生发。他将书法的顿挫与笔痕巧妙融入油彩的涂抹中,笔触充满偶发性,最终在画布上凝结为一个平衡、和谐而充满内在张力的瞬间。作品成为一场“行动”的痕迹,充满了历史感和生命体验。
符号提炼与文化关怀
后现代语言学中,经常讨论的核心议题便是“话语和图形”的关系。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的镜子(传统写实的绘画方法),而是艺术语言自身(点、线、面、构图)即为一套符号系统,艺术家通过组织这套系统来建构意义、探讨观念。在油画创作领域,中国艺术家并非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与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紧迫的现实关怀相结合,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本土化实践。
尚扬的油画从黄河起步,其1981年写实主义作品《黄河船夫》描绘了黄河岸边劳动人民朴实、坚韧的形象。在留校湖北美术学院后,他的绘画向观念性转变。他使用油彩、报纸、木棍、树枝、铁丝、现成图像等综合材料,将物质的直接性、废弃感与绘画的意象性并置,创作出《董其昌计划》《剩山图》《剩水图》等作品。这种手法极大地拓展了油画的语言边界,使物质材料本身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与社会信息。在尚扬这里,“山水”符号的所指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指向古典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山水精神”;另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体现了艺术家的人文关怀。
段正渠的创作深受陕北文化的滋养,其后期画风转向表现风格,画面充满黑色粗粝的线条、厚重的笔触,以及夸张而充满神秘性的人物与风景造型。画中的点、线、面并非纯粹的抽象形式,而是深深植根于陕北那片黄土地的“血肉”与“魂魄”之中,如《黄河传说》《夜行》《油泼面》《北方之一》《玩火少年》等,融合了民间信仰、地方风情与东西方表现主义传统。他常用大刷子、刮刀等工具,将浓郁黏稠的颜料以近乎砌墙的方式堆砌在画布上。色块往往不是平滑过渡,而是形成斑驳的、犹如土地龟裂般的表面。底色常以深褐、赭石、群青为主,营造出黑夜、窑洞或黄土高原的基调。亮部的黄色、红色、白色则异常醒目,如同黑暗中迸发的生命之火。运用带有金石味、顿挫感的轮廓线,赋予人物雕塑般的稳定和力量感。同时他汲取民间艺术的“魂魄”,画面美学与陕北汉画像石、民间剪纸、炕围画的造型语言一脉相承。
传统转化与精神栖居
当代中国油画家的材料拓展与技法创新,其贡献的核心在于,他们让“油画民族化”从一种外在的、风格化的追求,内化为一种方法论和精神层面的自觉。他们的创作证明,中国的油画不仅可以讲述中国的故事,还可以贡献出源于自身文化根脉的、独特的思想方法和艺术语言,从而参与到全球当代艺术的对话之中。他们不再问“如何让油画看起来像中国画”,而是问“如何运用油画这一媒介,来表达我们独特的文化经验、历史感知与宇宙观”。
从符号挪用到精神注入,艺术家们不再简单使用中国图式,而是将地方性的生命哲学、传统的时间观、东方的宇宙观内化为创作方法论和作品的灵魂。他们使材料与观念彻底融合,对综合材料(黄土、宣纸等)的运用,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因其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让材料成为观念表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陈坤、马可鲁、尚扬、段正渠等人的“文法转译”,已远远脱离再现与写实,而是试图建立一种发轫于东方美学的内在秩序。这些作品不是单纯的炫技,而是艺术家思想、情感与时代对话的物质化结晶。
通过将材料从“媒介”(物质材料)提升到“语言”(文化结构)的高度,当代中国油画不仅拓展了自身的疆域,也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关系提供了更多样、深刻的视角。
(作者:范晓楠,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