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他的凝重热切

　　自前辈同事冯立三于2月19日去世，他的音容不断地回到我的脑海，逐渐，这轮廓愈加清晰。

　　我与老冯于上世纪80年代在光明日报同事。1983年10月我从总编室来到文艺部工作时，面对一众干将：老领导常海、老报人黎丁和章正续，还有评论家秦晋和“三山”（乔福山、潘仁山、冯立三），几员大将均在《作家大辞典》中有名。在当时文艺部日日关注国家大事、时时切磋文艺问题的气氛中，冯立三是非常显眼的一位。与轻声慢语的乔福山、操南方口音的潘仁山和文质彬彬的秦晋相比，他显得高门大嗓，随时挑选着最凝重最热切的字眼儿阐发观点，直击主旨，常带感情。我们这些后辈从旁看来，他宏论滔滔、口若悬河、语出惊人。

　　当时文化单位对领导和前辈的尊称是“老”加上姓，我们称冯立三“老冯”。老冯是一个望之俨然的人。他不幽默，不聊闲天，他喜欢工作，擅长发表，谈文学谈艺术谈生活谈做人，他都一丝不苟，眉头紧蹙，表情凝重。在轻松与沉重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他的快乐来自思考的力量。他在深刻中寻求满足，在交谈碰撞中收获愉悦。

　　老冯是1980年从中学教师的岗位上调来光明日报的，他对这张发表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改革开放的先锋报纸，充满敬意；他对能在这张面向知识界文化界的中央大报工作，非常满意。事实证明他也确实具备与之匹配的编辑素质。他当时任文艺部评论组组长，负责《文学与艺术》版，每周一期。上世纪8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的“井喷期”，老冯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发展，他不放过任何一部有分量有新意的文艺作品，力求约到最合适的作者写出权威评论在光明日报亮相。为此他大量阅读新作，活跃于各种研讨会和演出现场，与作家评论家编导演交谈，剖析文化现象，每每发出独到见解甚至直言不同意见。他主持的版面在当时受到普遍关注，谁说了，怎么说的，常常在文艺界引起动静。他严谨而尊重地对待每一位作者的稿件，许多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的工作得到报社领导重视和作家艺术家好评，他忙碌且心情舒畅。

　　老冯与作家李凖的一次生死之交，堪称壮举。李凖的《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老冯负责采访报道。虽然与李凖熟识多年，但老冯并不敷衍了事，不仅反复研究此作，与作家深入交谈两次，还阅读了大量李凖的其他作品。报道中，他并未囿于一般评价，而是结合自己的感悟和与同事的讨论，除了把此作定位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还写出了李凖与中原人民血肉相连的深情，甚至对小说中的人物安排提出了不同意见，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获奖报道，用他的话说，“显示了光明日报的学术水平”。就在见报之前那天下午，老冯想着再给作者看一下大样，于是他熟门熟路走出报社过马路来到中国作协宿舍，敲了几次李凖家门，未想开门后见到满脸泪水的李凖夫人。原来李凖中风倒地了，他体重一百七八十斤没人抬得动，全家人正急成一团。老冯当即给光明日报司机班打电话，说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倒地不起，请他们派车并来两个小伙子帮忙抬人。可是到了最近的友谊医院，院方却说不是合同医院不给治，老冯急了，大声说这是大作家，毛主席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看病钱光明日报会出。在他的大声疾呼下院长终于发话予以收治。第二天，1986年3月14日，《黄河风情画卷的诞生——访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李凖》刊登于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但是读者哪里知道，写报道的冯立三与被报道的作家李凖就在前一天还有一段与死神赛跑的经历呢！

　　老冯笃信“创作必是从人生到艺术，评论自该从艺术到人生”。作为光明日报编辑，他以自己的功力与作家艺术家交流，而不是顶着大报的帽子唬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光明日报和其他刊物上发表过不少对于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舞台剧新作的评论，已故著名评论家雷达曾这样评价：“冯立三并不缺乏艺术感受力，但他更关注的是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更关注作品提供了多少认识人民处境、认识时代趋势的东西。在这方面，他的发散式思维能力特强，纵情而论，洋洋洒洒，机锋所向，振聋发聩。”老冯总是从人物命运出发，洞见其中所揭示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脉络，给人以思索和启示。有论者认为，冯立三的评论有时甚至超过了原作本身，我倒以为，评论家以作品为对象又不囿于对象，抒发自己的观点，也未尝不是题中应有之义。

　　老冯曾经坎坷，青少年在困顿与不公平中度过，加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造就了深沉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的文字，是去媚的也是凝重的，句式很长，行文紧迫，多书面语，情绪浓烈；他想说的太多，立意于社会，延展于历史，关注于人生，给人以崇高感和沉重感。老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抒己见，从高位的角度进行探讨，希望好上加好。

　　老冯在光明日报工作将近10年后于1989年调任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副主编（后为主编）。当时总编辑杜导正不想让他离开，力劝未果尊重了他的选择。我理解，老冯的离开，只是想离他热爱的文学事业更近些，自主性更大些，更集中精力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后来他说在工作中遇到不快，非常怀念文艺部这个“好集体”。

　　老冯与王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有过师生关系，当时王蒙曾短暂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王蒙从新疆回京后，他们虽然已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了，但老冯对王蒙依然以“老师”相称。2013年，退休后的老冯向王蒙和我约稿回忆母亲，当我拿到他与作家梁晓声共同主编的《我们伟大的母亲》两册沉甸甸的成书时，迫不及待地翻到老冯所写的后记《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其中有沉甸甸的句子：“它是一次汇集海内外一百三十位华人作家集体向中华民族全体母亲表示感恩的最为隆重的文化仪式。它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母亲哭吐精诚的一次幸福的情感宣泄。”这使我忆起曾在他家看到他拖着病躯照护比他更加老病的母亲的情景。

　　近几年，我们与他几次相聚，疫情期间并到医院探望，病魔缠身的老冯，全没了往日的生气和锐气，话也极少了，令人心痛。幸有妻子刘景芝理解陪伴忙前忙后，我们都感欣慰。

　　送别老冯后，回想中的故人，愈加完整——思考探讨的编辑，阅读写作的评论者，勤奋扎实的文化战士，凝重热切的为人。85年的人生，老冯是充实的有热度的。

　　（作者：单三娅，系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