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AI，培养审辨能力应从中小学开始

　　【杏坛覃思】

　　正月初二，我二十多年前读博士的导师、南京大学鲁国尧先生在微信中发来两个AI生成的马年拜年视频，要求我评价一下，哪个高明？

　　第一个是一匹匹镂空木雕马从红包中鱼贯而出，奔腾合体为金色骏马，破窗化作漫天烟花，定格为“马到成功”的祝语，流畅华美。第二个更见巧思，借AI技术让静态文物动起来——从青铜鼎金文“马”字，依次幻化为篆、行、楷、草四体，继而变为画像石奔马、唐三彩打马球俑、多种风格的水墨奔马，经木雕、玉马、彩瓷的层层变幻，浓缩成一部中国马的文化视觉史。

　　鲁先生今年89岁，毕生研究冷门绝学音韵学，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一位终日沉浸在古音韵中的老人，竟被AI视频深深吸引——这件事本身就说明：AI技术，已经深深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从技术手法、文化内涵两方面，给两个视频撰写了一段评价，在向鲁老师坦言这段评价是和AI合作完成的同时，也告诉他：“AI工具必须会用，但对其回答一定要加以分辨，不能全盘轻信。”不过，当我把这段话发给他以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对AI保持的这份警觉，其实源于鲁先生多年的教导。鲁先生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一种治学态度——核对原文，小心求证，说话实事求是，最忌真假掺杂。这本是针对古籍研读的基本要求，但这种核实习惯，却在数智时代让我在其中找到全新的意义，明白在与AI合作时能够借力而不被误导。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习惯。2025年5月，美国自由撰稿人布斯卡利亚用AI生成了一份暑期荐书单，推荐了15本书，书名、作者、简介一应俱全，未经核实便投给报社。《费城问询报》和《芝加哥太阳报》同样未加核实，先后刊发。事后查明，其中10本书完全是AI编造的——真实作者配上虚构书名和内容，真假掺杂，再加上权威媒体的背书，让虚假信息轻易获得了公信力。

　　这种真假掺杂的问题同样出现在日常教学中。在爱丁堡大学从事汉语教学时，我曾借助AI备课，对此深有体会。AI对“轻声”的解释似是而非，给出的语法例句对错参半，给汉字注拼音时，声调错误尤其突出；将AI生成的新春视频用于课堂导入时，学生的兴趣明显提高，但视频中涉及的文化细节是否准确，仍需逐一把关。AI的输出总是看上去头头是道，细究之下却常有纰漏。因此，世间最可怕的信息，不是完全的谎言——完全的谎言反倒容易识破——而是八分真中掺入两分假，让人在大体可信中放松了对细节的警觉。而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或多或少都经过AI的生成或加工，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面对着这样的考验。帮助学生学会分辨出那两分假，让他们走出校门后，能在纷至沓来的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这，应该是当下教育的重要工作。

　　以往的教育以知识传授为核心任务。这有其历史合理性：过去信息相对匮乏，且大多经过出版、编审等环节的筛选把关，普通人需要自行辨别真伪的情况并不多，教育的主要使命便是知识的传承。然而随着互联网与AI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获取的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革。大量制作精良的教育类短视频和数字工具应运而生，让人们得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接触到过去需要整学期课堂学习才能获得的知识内容。但与此同时，海量信息未经审核便直达每个人眼前。知识传授的门槛在降低，辨别真伪的难度却在急剧上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传授与审辨能力的培养理应并重——这是时代向教育提出的新命题。

　　需要说明的是，与侧重于对观点和论证进行逻辑检视的“批判性思维”不同，我所强调的“审辨能力”，更侧重于对信息真实性的微观鉴别——在判断“怎么想”之前，先确认所依据的事实本身是否可靠。这种能力与中国传统的考据精神一脉相承，核对原始出处、辨别材料真伪，本是治学的基本功，而如今应该成为每个人面对AI的必备素养。

　　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前文我提到的，现在“八分真两分假”的情况经常出现，这比完全的错误更难应对，因为它恰恰利用了人们“大致不差就行”的认知惯性。

　　要克服这种惯性，需要养成一套自觉的习惯：面对一条信息，先问“这是真的吗”，再想去哪里核实，核实之后还应追问“这个说法最早从哪里来的”。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过去主要在研究生或者大学阶段的学术训练中才着重培养。然而，今天的信息环境已经不允许我们把审辨教育推迟到那么晚了。当一个中小学生观看一条讲述汉字演变的短视频时，他应该有的首要习惯，不是急于记住视频里的知识点，而是先考虑“等等，这个说法对吗”，然后试着找找有没有不同的说法，再看看到底是谁、根据什么说出了这段话。培养这种“停一下、查一下、追一下”的习惯，是当前学校教育亟须补上的短板。这无疑对我们的基础教育提出了挑战。传统上，基础教育以知识传授为主，高等教育则知识传授与审辨能力并重。而当AI带来的“八分真两分假”成为信息环境的常态，审辨能力的培养必须从高等教育下沉到基础教育——这应该成为教育教学的新任务。

　　（作者：郑林啸，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为英国爱丁堡大学公派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