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概念的发展及思考

　　“意象”源自中国古代批评话语，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思潮中得以凸显，又在经过当代学界的深入阐释之后，被提升为中国古典诗学乃至中国文艺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频繁使用中，“意象”难免存在意义泛化、理解错位等问题，却因相关说法深植于日常知识而导致我们习焉不察。因此，有必要梳理“意象”概念发展蝶变的过程，分析其背后关联的历史语境与文学观念，重审“意象”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局限与潜力。

古代文学中的“意象”思维与“意象”术语

　　在中国古代，“意象”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批评术语。不过二者的发展并不同步。“意象”思维出现得很早，可以上溯至《周易》。《周易》以卦爻之“象”来解释现实人事的祸福凶吉，被《周易·系辞上》总结为“圣人立象以尽意”。“立象以尽意”体现着现象与本质、外物与内心的沟通，是古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内嵌于中华文化传统，对后世的哲学、史学与文学有着辐射式的影响。

　　作为批评术语的“意象”出现较晚。早期诗论家或许会用到这个表述，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的“窥意象而运斤”、司空图《诗品·缜密》中的“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等，但并未形成应用于文学批评的稳定含义。“意象”在明清诗论家手中才真正成为一个批评术语。如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云：“夫诗贵意象透莹……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又如沈德潜《说诗晬语》评孟郊诗“意象孤峻”等。

　　综观古代诗论，与“比兴”“言志”“体物”等术语相较，“意象”并非高频使用的批评术语，也算不上一个意义明确、使用语境明晰的概念。真正推动“意象”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成熟起来的，其实是二十世纪西学东渐的风潮。

西方意象派与二十世纪前期“意象”概念的凸显

　　二十世纪初，意象主义（imagism）在西方兴起。意象主义是对当时统治欧美诗坛的维多利亚诗风的反拨。它反对诗歌中含混的抒情、抽象的感慨和教条式的批评，主张用鲜明准确、高度凝练的意象表达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意象主义的形成，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中国古典诗歌鲜明生动而又含蓄优美的形象与意象派诗人的主张有着高度的契合。

　　意象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意象主义的关键词image在英语中有形象、肖像等含义，当时学者选择用“意象”一词来翻译它。意象主义思潮激发了作者对传统意象术语的再发现，推动了中国本土“意象”概念自觉自立的新尝试。中国现代派诗人对意象派诗人诗作有大量介译，直接刺激了新诗的发展，也形塑了现代意义的“意象”概念。如1932年，施蛰存在《现代》1卷2期发表六首小诗并赋予了它们“意象抒情诗”的名号，便是一起具有标杆性意义的事件。

　　这一时期论者对“意象”的理解主要是以西方意象派理论为筋骨的，多将“意象”视为一种艺术手法，对其定义也存在含混的一面。如艾青《诗论》谈及“意象”，说“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所采取的材料的拥抱，是诗人使人唤醒感官向题材的迫近”。这一说法固然充满诗意的美感，但并未采用理性的语言，在意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些暧昧不清。

“意象”概念的自觉建构与古典诗歌民族特色的凸显

　　二十世纪后半期，“意象”作为一个批评术语日渐广泛使用，研究者就“意象”的定义展开了多维而深入的讨论，并积极围绕“意象”建构中国诗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者敏锐感受到了“意象”所包蕴的巨大学术潜质。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认为，应“将古人所使用的意象这一概念的含义，加以整理、引申和发展，由我们给它以明确的解释，并用它来说明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定义是：“意象”是融会了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的艺术形象；“意象”既表现为客观的外在物象，又包含着作者的思想情感。新的定义激活了研究者对古代文论的新理解和新思考。研究者以“意象”思维方式为筋骨，以古典诗论中的“意象”批评为羽翼，进一步统合古代诗歌创作实践，促使“意象”成为整合古典诗歌传统的关键词之一，带来了文学研究的切实推进。

　　具体来说，“意象”不但成功对接了中国古典诗歌以诗言志、比兴寄托的传统，而且着重凸显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情景交融的特色，为中国古典诗歌独特艺术技巧提供了现代性的解释方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等由名词性结构组成的诗句。在引入“意象”概念之后，这类诗句被视为意象的平行并置，既具备形象的鲜活性与暗示性，又兼具理解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从而成为古典诗歌特色的重要代表。

作为研究视角或方法的“意象”

　　经过二十世纪下半期研究者的自觉建构，“意象”概念日渐明晰，不但地位得到大幅提升，而且被广泛应用于中外文学、文艺学、美学乃至绘画、影视等各类研究领域。不过，各类研究中成就最为醒目、影响最为深广的，是古典诗歌领域的“意象”研究。

　　“意象”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风行，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形成了比较常见的研究模式。“意象”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紧密联结起来，为古典诗歌的解读提供了一把极为高效的钥匙，也是传统诗歌品评方式向现代学科体系下专业研究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意象研究在迅速推广与反复实践的过程中，也显露出一些局限。首先，“意象”概念在研究实践中容易出现偏差。尽管“意象”在定义上明确包含“意”与“象”两方面的内容，但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常常用“意象”指代诗歌书写的“物象”，导致“意象”的“意”被抽离，只留下“象”的部分，偏离了原初定义。其次，意象研究并非推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具有使用的限度。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以用“意象”来解释，许多诗歌没有鲜明的“象”，却依然是优秀的作品。如果没有注意到使用限度的问题，“意象”研究很容易走入误区。

“片面的深刻”与“意象”的学术反思

　　很多智慧的言论、深刻的洞见都属于“片面的深刻”，“意象”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也是如此。“意象”的深刻之处在于，以简洁的术语凸显了中国古典诗歌极具代表性的书写传统及艺术特色，并且引领了诗歌批评话语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而“意象”的片面之处则表现为，遮蔽了古典诗歌非意象的书写传统，制约了许多其他古典诗歌批评话语的阐释潜力。

　　这种“片面的深刻”的形成，与中西碰撞过程中抒情传统的凸显有关。在中西文学的比较中，以陈世骧为代表的抒情传统倡导者指出，西方文学以叙事性为主导，中国文学则尤重抒情。抒情传统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传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这一观点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背景下，言志、缘情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特质，以与西方史诗传统相区别。而“意象”“意境”等概念恰是凸显古代诗歌抒情传统的重要载体。

　　“意象”概念的流行还与文学教育的普及有关。古典诗词是文学教育的重要资源，在基础教育的语文学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时代的语文教育力求改变传统诗论中的印象式批评，寻求更富科学属性与阐释效力的解说方式。围绕“意象”“意境”等概念形成的批评话语，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实现对许多经典作品的分析。因此在当前的语文教育与文学鉴赏中，“意象”仍然是解析古典诗词作品的一个关键词。

　　总之，“意象”是一个在中与西、古与今的碰撞交融下形成的特殊概念，是文学研究学术史上的重要标本之一。尽管它在运用过程中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和误用，但仍然是相当有效的批评话语，也仍然具备进一步开拓的潜力和构建民族特色诗学体系的独特价值。

　　（作者：周剑之，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