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季风交汇处的现代化新图景
【向未来，与中国同行】
吉隆坡的午后，一场热带骤雨刚刚洗刷过城市的天际线。从蒂蒂旺沙湖畔远眺，88层的国油双峰塔在阳光下格外显眼。几十年前，这座地标性建筑曾经刷新世界高度，更是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向信息化与工业化冲刺的象征；如今在塔影之下，巴生港的巨型起重机日夜不停，连接着全球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马六甲海峡。
海峡的风吹了千年，送来过季风、商船，也送来过殖民时代的炮舰。如今，风中混入了新的声响：服务器机房低沉的嗡鸣、电动汽车轻微的马达声，以及关于“现代化”的另一种叙述。
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马来西亚也站在了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供应链重塑的压力，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昌明大马”的理念，试图在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更稳的支撑点。
这条路上，马来西亚并不孤独。随着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中马合作的重心也在悄然变化：不再局限于传统贸易，而是延伸至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与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
这种重心的迁移，折射出双方对“现代化”日益丰富的共同理解。现代化不再是某种单一的模板：它既关乎乡村的生计与尊严，也关乎城市的数字化与产业链位置；既关乎马六甲海峡的开放与安全，也关乎一个多元社会如何在变局中保持自主节奏。当“数字、绿色、人才”被放回这些具体命题中，它们就不只是空泛的概念，而是衡量一国发展韧性与治理能力的标尺。
这场发生在季风交汇处的长期实践，因此有了深意。中马两国在热带雨林与摩天大楼之间，书写着属于亚洲文明的现代篇章。
数字化在机房里，也在田埂上
如果说15世纪的马六甲靠港口做贸易中转，那么21世纪的新航道靠的则是数据与算力。它不以海峡水深计量，而以带宽、时延与服务器机柜的密度来定义效率。对马来西亚而言，这并非凭空出现的新路，其国家发展路径里始终存在一个清晰的命题：如何把区位优势变成可持续的产业能力。
回到发展史的脉络，马来西亚从20世纪70年代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借助自由贸易区与跨国公司投资，逐步嵌入全球电子制造链条：槟城曾于80年代形成半导体与电子装配的产业集聚，因此获得“东方硅谷”“硅岛”等称号。到了90年代，多媒体超级走廊与赛城等规划相继提出，旨在以政策和基础设施为牵引，吸引数字企业与人才集聚。两条线索一实一虚：前者夯实产业底盘，后者构建制度与叙事。正因如此，当移动互联网快速扩张时，马来西亚的数字生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像技术的“使用端”，电商、支付、社交迅速普及，但云基础设施、平台能力与高附加值研发的本地沉淀仍在累积过程中。
近些年，变化开始加速发生。马来西亚陆续推出数字化相关的国家议程与产业政策，把数据中心、数字政府、数字技能纳入增长框架。在数字丝绸之路相关合作的背景下，马来西亚与中国企业在跨境电商、智慧物流与云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增多。这类项目以数字贸易园区和航空枢纽为支点，形成一套围绕仓配、清关、平台与支付的服务组合，让企业更容易做成跨境生意。
与这种软性推进不同，柔佛州走的是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硬路径。区位叠加土地、电力等要素条件，使柔佛州成为数据中心与网络的集聚地。当地官员与业内人士都看得很清：数据中心带来的不仅是投资体量，更是必须配套的网络、人才与服务生态。
把视线转到彭亨州劳勿，在榴莲园里，变化的触感更为直接。过去，果农看收购商脸色，价格销路自己说了不算。但平台电商和短视频带货火了之后，老规矩松动了：谁离消费者近，谁能保质保量发货，谁就能把产地做成品牌。202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户开始尝试将手机支架立在果树旁，让直播镜头对准枝头的果实。
“以前总觉得这都是大城市的事。”这种话在当地常能听到。对转型的农户而言，“数字化”不是什么高深理论，而是三件实实在在的事：网速让直播不断，平台把订单带进来，跨境物流让钱货两清。技术没有改变榴莲的味道，但改变了榴莲在供应链上的信息透明度与履约确定性—它在哪儿，什么时候到。
在云技术的后台，跨境物流不再是黑箱，果园的终端屏幕上，物流详情一目了然：“看，这颗榴莲最快48小时内就能上广州人的餐桌。”这种过去不敢想的时效，现在成了果农们习以为常的谈资。
在吉隆坡街头，扫码支付的嘀声越来越常见。对小商户而言，响起的提示音最终会变成一家人的收入；在槟城等制造业基础较强的园区，一些初创团队也在尝试将人工智能用于制造、客服与物流等场景。数字化在这里呈现出更日常的一面：它既在机房里，也在田埂上。数字化的落地最终正取决于这些看似琐碎的变量：人才供给是否跟得上、数据与算力能否服务实体产业，以及本地企业能否在区域数字分工中拿到更高附加值的位置。
绿色穿梭与工业再生
视线向东北延伸，在雨林与丘陵的褶皱间，东海岸铁路正凿穿蒂蒂旺沙山脉，一路铺开。当地人把这条路看作“陆上桥梁”，指望着它能把东海岸的产业直接接入西海岸成熟的港口体系。
长久以来，马来西亚经济“西强东弱”：西边有吉隆坡、槟城和马六甲海峡，日子红火；东边相对沉寂，留不住年轻人。修这条铁路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地理宿命，把均衡发展的现代化图景落到实处。
在登嘉楼红土地的烈日下，施工团队很坦诚：外界盯着速度和里程，但对这片土地最现实的问题是，路通了能不能带来新行当？修路不只是工程，更是与雨林、社区的“共生”。路线怎么走、桥隧怎么架，每一次“妥协”和“平衡”，都是为了让钢铁纽带能尽量温柔地嵌入生态系统。
如果说铁路是空间的连通，那丹戎马林的宝腾工厂，则上演着一场“工业再生”。作为国民汽车品牌，宝腾承载过国家的工业梦，也曾在国际竞争中跌跌撞撞。2017年中国企业吉利入股后，宝腾在产品平台与制造体系等方面引入外部经验，工厂管理与能力建设随之被重组。
对于车间里的老员工，这种冲击感是具体的。“以前我们是在既有体系里做‘跟随者’，现在要学的，是怎么把新技术真正‘种’进产线，死磕质量。”这已成为车间上下的共识。随着新能源浪潮加速，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的本地化能力建设正在重塑这家企业的基因。老工厂，正在长出新叶。
从吉隆坡街头的比亚迪电动大巴，到沙捞越的光伏电站，再到宝腾工厂里的机械臂，一幅“绿色现代化”的图景正在徐徐展开。中马两国的合作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必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必在环保与发展间做残酷的二选一。通过技术共享与制度创新，马来西亚正在探索一条属于热带国家的绿色繁荣之路。
民心相通的“和合”实践
马六甲老城的鸡场街在暮色中渐次点亮。彩砖骑楼下，南洋香料的气息缠绕着咖啡与糖香的暖意。这是一座见证了数个世纪海陆交汇的古城。
从明代郑和船队数次驻留积淀的文化印记，到1974年马来西亚成为东盟创始国中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层层累积的历史轨迹为两国如今的交往铺就了深厚的基础。
与马六甲的夜色相隔一段车程，在雪兰莪州沙叻丁宜，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校园里，穿行着不同肤色的学生。作为中国高校出海的代表，这里让民心相通从概念变成了日常。新能源专业的课堂上，年轻面孔成了主角。他们熟练地用中文聊实验数据，转头又在食堂笑着争论“椰浆饭和麻辣烫谁更香”。对这群年轻人来说，民心相通不是宏大的词语，而是上课、实验、社团里的琐碎时刻。不同语言、口味和观念在这里碰撞。在差异中相处、在交流中找共识，这种“把不同放在一起”的能力，正是中马关系中的东方智慧—“和合”。
自2023年12月起中马双方陆续出台入境便利措施，到2025年7月双边互免签证协议生效，两国人员往来进一步走热，旅游、留学与商务交流更为频繁。
马来西亚在外交上讲究“积极不结盟”，在经贸上坚持自己的发展议程，这种务实构成了其自主现代化的一部分。回望52年的交往，中马关系之所以有韧性，是因为能在原则与利益、差异与共识之间求同存异。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场持续的“和合”实践，它不强求完全一致，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找到利益与情感的交汇点。
属于亚洲的现代化答案
夜幕降临，关丹港防波堤的灯光在海面拉出长影。港口和园区机器轰鸣，自动化产线连轴转，这里的钢铁和轮胎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全球。但在订单之外，地方管理者更关心的是本地的长期能力：工人从哪来？技术怎么留？产业链怎么扎根？
在中马合作框架下，数控、机电、新能源方向的职业培训正在密集铺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软基建”，恰恰补上了马来西亚产业升级最缺的一块拼图。毕竟，产业一线的难题往往不是“缺岗位”，而是“缺人手”，尤其缺那种能把岗位真正“做起来”的实操型人才。培训体系能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人，直接决定了升级能走多远。
更深层的回响，发生在思想领域。
在马来西亚的政策讨论中，中国经验常被拿来参考，不是照搬，而是借鉴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做长期规划。正如一位马来西亚研究者所说，“关键不在于复制谁，而在于能不能形成适合自己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治理节奏”。
“亚洲复兴”强调的从来不是拒绝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有文化根脉与自主节奏。今天，这一理念在“昌明大马”等国家战略的延续中得到更具体的表达：无论是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还是新工业大蓝图，背后都指向一种制度自觉，即在多元社会的现实约束下，以长期规划把外部资源转化为本地能力，把增长转换为更可持续的产业与民生改善。
传统与现代并置，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方法论。它不以抹去传统为代价，也不把未来寄托于单一答案。正因如此，中马合作更像一段共同行程：彼此需要，更彼此尊重，让合作沉淀出能力，而不是短期热度。这条道路具体而真实：它不在口号里，而在产业链的扎根、人才的成长、民生的改善。这是季风带给这片土地的新故事，也是两国在变局中持续推进的共同未来。
（作者：陈咏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