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里的家国情怀

　　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国留学，192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8年到云南大学任教。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人类学学会顾问。著有《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况》《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社会学与现代化》等。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人物。

　　吴文藻1901年出生于江苏江阴。他自幼聪慧好学，1916年进入北京清华学校就读，1923年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吴文藻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同年与冰心结婚。1938年，吴文藻离开燕京大学，前往云南大学任教。

　　从1929年到1938年的十年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工作，他的学生费孝通后来总结，是“开风气，育人才”，“走出去，请进来”。吴文藻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将其落实在教学和研究中。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些努力开花结果，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高峰，燕京学派随之形成。燕京学派之所以能够创建，与吴文藻本人的学科自觉意识、对于建立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追求和甘为人梯的精神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依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开风气：植根中国、发展学术

　　吴文藻是秉承着鲜明的学科自觉意识开始其学术生涯的。1926年，他还在美国读硕士期间，就发表了著名的《民族与国家》一文。这篇文章主要关心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政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吴文藻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了对于中国鲜明的认同感。回国任教之初，他在燕京大学负责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教学，开设了“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课程，后来又陆续开设了“家族制度”“当代社会学学说”“中国社会思想”和“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甫一回国，他就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大学里，社会学的教学几乎全盘照搬欧美模式，甚至全用英文授课，与中国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吴文藻下决心要做出改变——率先采用中文授课。这成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

　　在中国的大学里，用中文教授社会学，尤其是开讲“西洋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在当时成了一件开风气之先的大事。进而，吴文藻以理解中国社会为目的，对课程内容进行改造：编写中文教材，在教学中使用中国本土的实地材料，鼓励跨学科学习等。

　　此外，吴文藻还开设了研究型讨论班，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启发学生思考，提高其研究能力。在这一教学中，他使用了梁启超的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教材，要求学生从中选择研究主题，撰写专题论文。在课程中，学生们选择的主题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其中尤以林耀华所写的“严复思想研究”为突出，这后来也成为林耀华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

　　开风气的第二个表现，是找到适用于中国研究的理论，并基于对这些理论的反思与批评，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吴文藻在回国后，陆续介绍了西方各国重要的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改造。例如，他认识到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的重要性，不过又提出，在当时的中国展开研究，要面向实际情况，以乡村社区的研究为主。费孝通先生回忆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研究》周刊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发生了一场“为学术而学术”和“学术为实用”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吴文藻通过介绍功能学派，站在了“学术为实用”一方。所谓“学术为实用”，指的是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定位和性质的理解，是服务于中国。吴文藻在这场争论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学科自觉意识。

　　开风气的第三个表现是强调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点，吴文藻在社会学中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展开社会学研究，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一大进步和成就，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传统。

　　实地的田野调研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质部分。吴文藻在深谙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之后，认为田野调研是发展中国社会学所必须走的道路。在他回国之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已经发展出了重视实际和展开社会调查、服务社会的传统。吴文藻重视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强调在特定理论指导下叙述社会事实，分析社会问题，根据事实发言，以改良社会生活。在他的率领和指导下，燕大学生纷纷参加实地的社区研究并取得了优异成果，如徐雍舜所做的北平附近漷县乡村领袖冲突的分析，林耀华对于福州附近义序宗族组织的研究，黄华节在河北定县所做的礼俗研究，李有义在山西徐沟所做的农村社会组织调查等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包括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对于传统社会制度的研究。除了在研讨课上所涉及的内容，吴文藻还鼓励同学们展开更为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费孝通的《亲迎礼俗之研究》、林耀华的《义序宗族的研究》、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等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名作，这些成果都是在吴文藻的鼓励和指导下做出来的。

　　费孝通后来回忆说，吴文藻“着眼的是学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这样的眼光和举措都表明，吴文藻对于中国为何要发展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的性质与目的都有着深入思考，已经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这些思考从中国具体的现实与需求而来，概括起来就是“为中国”。他关心中国的时局，也自觉在这一关心之下来展开自己和学生们的研究，提出研究的主题和问题。例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国人普遍开始关注边疆。然而当时的学界对于中国边疆地区了解甚少，吴文藻和冰心因此参加了关于平绥铁路沿线的考察团。

　　1934年，吴文藻、冰心、顾颉刚等人沿着平绥铁路，从宣化、大同一直到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在这次考察中，吴文藻等人参观了各种蒙古包，了解了当地传统文化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生产状况，切身感受到了边疆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环境，写出了著名的《蒙古包》一文。

育人才：不为名利、甘为人梯

　　吴文藻敏锐认识到，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属于中国和为中国的社会学人才，因为单凭他自己是不够的——这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够完成的工作。学科教育的工作因此就很重要。出于这一目的，他自己并没有急着著书立说，成名成家，而是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培育人才方面，由此建立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燕大学术共同体。

　　吴文藻花了大量的时间带学生读书、教学生做研究，培养学生成才。出于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布局和对学生未来发展的考虑，他精心筹划，多方联络，耐心细致地帮助燕大社会学系优秀学生走上各自的求学道路。在学生们学有所成之后，他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他们在中国不同地区展开调查研究，以获得对于中国的全面与总体性认识。他还发起了《社会学丛刊》的出版计划。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丛刊分甲乙两种，分别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层面上，出版与中国有关的研究著作。

　　在他的学生群体中，最著名的当数冰心在调侃中命名的“吴门四犬”，也就是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和黄迪这四位出生于1910年、都属狗的学生。

　　费孝通是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的学生。吴文藻慧眼识人，对费孝通倾注了最多的心血。

　　在其本科毕业论文的后记中，费孝通详述了吴文藻是如何指导他一步一步展开研究的。他说，吴先生除了每次给他修改论文之外，还把稿件送给派克、史禄国、顾颉刚等学者，请他们帮忙评阅修改。费孝通充满感情地写道：“作者愿致谢一切直接或间接赐教之师长亲友，而尤以吴文藻先生为最。作者每有所得，必趋就正；每成一稿，必为指正；其谆谆不倦，循循善诱之情，尤为作者所不敢忘也。”

　　研究生毕业后，费孝通和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研，也是在吴文藻的协助下才成行的。

　　后来费孝通到了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初被安排跟随弗思（R. Firth）读博士。后来在吴文藻的当面推荐下，现代人类学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才同意担任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这对他未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林耀华是吴文藻精心培养的另外一个学生。在林耀华于燕大求学期间，吴文藻要求他回家乡福建展开社区调查，这为他后来写出《金翼》这一名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英国著名学者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来访时，吴文藻推荐林耀华担任其在中国的助教，帮助整理编写材料，以便受其指导。在此期间，吴文藻还为林耀华安排好了未来攻读博士学位的道路：帮他制定了留学计划，为他找到了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奖学金，甚至连导师都帮忙联络妥当。

　　对于瞿同祖和黄迪等学生，吴文藻也同样尽心尽力。他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们的不同才能和兴趣来实施不同的培养路径。瞿同祖在读研究生时才开始跟吴文藻有接触。在了解到瞿同祖的家学渊源之后，吴文藻决定培养他专攻社会史，这成为瞿同祖学术生涯的起点。受惠于吴文藻的学生显然不止这四位，甚至也不只是他自己的学生。严格说来，李安宅不能算是吴文藻的学生——他在1929年就已经完成学业，开始工作了。后来，李安宅在工作之余旁听了吴文藻开设的课程。在了解了李安宅的志趣后，吴文藻就介绍社会学名著给他翻译，后来又请他回燕大社会学系工作，并推荐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深造。

　　吴文藻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和事业，在生活方面对学生也关心备至，在学术和为人两方面都给学生们树立了标杆。林耀华回忆说：“燕大诸师长中给我恩惠最多、对我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吴文藻先生。他不仅在学术上帮我教我，而且授我以为师和待人之道。这一切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吴文藻和冰心结婚后，居住在燕京大学的燕南园60号楼。此后十年里，这栋小楼也成为许多学生在燕大温暖的家。1931年9月，李有义在进入燕大后，因为选了冰心的课程，也经常被邀请到家里做客，由此认识了吴先生，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也因此改变了一生的轨迹。在吴文藻的鼓励下，李有义在1932年转入社会学系。李有义家境贫寒，吴文藻对于这位“苦学生”格外关心，一直帮助他申请生活补助。后来，李有义到河北调查，前往昆明，硕士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展开藏学研究，这些经历都与吴文藻有密切关系。

　　学生们学有所成后，吴文藻又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展开研究，包括云南、四川、西藏和新疆等地。他帮助李安宅申请经费，到甘南去考察，推荐陈永龄前往新疆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推荐李镇去新疆工作兼做研究，推荐李有义去拉萨工作，以便从事边疆和民族研究。

　　吴文藻自己后来感慨说，那些年里，“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教育和研究的目的是面向人，吴文藻在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请进来、走出去：独立思考、兼容并包

　　在吴文藻建设中国社会学的思路中，独立思考与兼容并包是两条不可或缺、并行不悖的原则。社会学中国化，从来都没有拒绝西方理论与思想，而是乐意于借鉴西方社会学的成功经验。

　　1932年，芝加哥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E. Park）受邀来燕京大学访问讲学。派克在燕大逗留三个月，教授了两门课程，还带领包括费孝通等人在内的学生们到北京的多个社区展开实地调研，把芝加哥大学优良的教学风格和实地研究的风气带到了燕大。这一新鲜的授课方式和研究方法在学生中引发了“派克热”。从派克的身上，吴文藻还找到了作为教师的共鸣。因为他发现，派克对于美国社会学的贡献并非著书立说，而是促成芝加哥大学成为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并且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学者。

　　1935年，吴文藻邀请拉德克里夫-布朗到燕大讲学，同样给燕大学生带来了很大影响。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的交流还帮助吴文藻下定决心，以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的方法对于中国乡村展开研究，破除社会学和人类学界限，在中国推行社会人类学。

　　除了邀请西方教授来华，吴文藻还主动走出去，与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交流。从1936年到1937年，吴文藻和冰心以游学教授的名义，经日本至美国和欧洲游学。

　　1936年9月，他们先到美国，代表燕京大学参加了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吴文藻结识了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林顿（Ralph Linton）、克拉克洪（Clyde Kluchholn）、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学者。他了解到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进展，也向这些学者介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情况，同时也为学生们创造了许多留学机会。

　　在英国伦敦，吴文藻见到了马林诺夫斯基。他抓住这个珍贵的机会，完整参加了马林诺夫斯基一个学期的研讨班，同时也向后者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尤其是“社区研究”的计划。在巴黎，吴文藻见到了莫斯（Marcel Mauss）、布格雷（Charles Bougle）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性人物。同样，他在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跟随莫斯学习了一段时间，并且与莫斯一起制定了研究计划以及派送学生到巴黎留学的计划。

　　此外，吴文藻还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两周，会见了牛津大学副校长、巴里奥学院院长林赛（A. D. Lindsay），与其讨论了牛津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试行“社会研究荣誉学位制”的计划。

　　总之，吴文藻这趟旅程所获甚丰。他了解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大趋势和前沿，收获了许多新知识，增编了他的“西洋社会思想史”讲义。当然，他也向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前沿的学者们介绍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成果，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

在魁阁：团队合作、屡结硕果

　　1937年6月底，吴文藻和冰心回到北平。他雄心勃勃，计划全面推进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育与研究。一周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和南开等高校南迁。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当时相对安全，时任校长司徒雷登劝说吴文藻留在燕大继续工作。

　　对于吴文藻和冰心来说，在山河破碎、日军横行的情况下，在燕大师生纷纷投身抗日的消息中，举家南下、共赴国难是必然选择。1938年，吴文藻加入云南大学，负责创建社会学系，同时也在西南联合大学兼课，还建立了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并担任站长。

　　在云南大学，作为系主任的吴文藻再度精心设计学生培养方案，筹划课程和教学事宜。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计划里，他强调要服务云南本地社会，重视边疆研究，这依然反映了其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1939年，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云南民族学会”，意在展开边疆民族调查，促进边疆地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

　　社会学中国化的计划需要通过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来加以实现。1940年，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吴文藻全家搬到了当时距离昆明市区十余公里的呈贡。此时，他把“实地调查工作站”也搬到了呈贡的魁阁。在魁阁，吴文藻采用了团队合作研究的方法，也就是每个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选题各自展开田野调查，然后将调查的材料和结论在研讨会上交流讨论。此种有组织科研形式非常有效。1940年底，吴文藻离开昆明，魁阁交由费孝通主持，将工作延续了下去。研究团队的成员们产出了大批出色的研究成果，例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燕京学派”迎来一个学术高峰。费孝通在晚年的回忆中认为，“魁阁”的性质实际上是“在他（吴文藻）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也是“在吴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的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

　　离开昆明后，吴文藻依然关心和支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194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边政学发凡》一文，呼吁发展“边政学”。同一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吴文藻又支持李安宅和林耀华在成都燕大分校的工作，二人展开了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同样取得了非常优秀的科研成果。

　　1944年12月下旬，吴文藻赴美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这成为他再次“走出去”的契机。在会议期间，吴文藻积极联络，向太平洋学会研究部提供了许多魁阁研究的动态，推动了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英文世界出版。会后，吴文藻在雷德菲尔德的帮助下，访问了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及商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所、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哥伦比亚人类学系等多个学术机构，拜会了耶鲁的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哈佛的帕森斯，哥伦比亚的林顿、本尼迪克特和魏特福（K. A. Wittfogel）等学者，创造了许多中国和国际学术界交流合作的可能性。

真学问：治学为己、推己及人

　　作为燕京学派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吴文藻通过开风气、育人才、走出去和请进来等方式，植根中国土壤，面向中国实际，独立思考，兼容并包，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在这个过程中，吴文藻体现出了在民族和家国认同背景下敏锐的学术判断力和清晰的学科自觉意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不汲汲于自己的发表，而是甘为人梯，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培养学生、提拔后进以及学术建设与服务上面。几十年后，他培养的学生和建立的学术共同体，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学问不仅是写出来的、发表在期刊著作上的，更体现在学生培养和学科建设上。

　　在给派克的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吴文藻强调，作为一名学者和老师的真正品质，在于把人作为一个目的而非工具。费孝通在一篇纪念潘光旦的文章中说，潘先生这一代学者，最大的特点是学问中有“己”，然后能够“推己及人”。吴文藻做的就是“为己之学”，进而“推己及人”：他从事学术的出发点是自己真正关心的大问题，并且能够从学术研究延伸向服务国家和社会。这是一种把人作为目的、有家国情怀的学问，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学问，也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得住的学问。

　　（作者：孙飞宇，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副主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