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艺术电影的破局之道

　　【文艺观潮】

　　艺术电影承载着电影作为艺术的本质追求，在电影文化生态中充当着美学探索与思想表达的重要角色。然而近年来，中国艺术电影创作传播呈现低迷态势。除了《地久天长》《小小的我》《河边的错误》等少数作品，或凭借国际电影节获奖赢得声量，或借助明星执导、出演的话题效应破圈而出，其他大多数艺术电影陷入“叫好不叫座”甚至“鲜为人知”的困境。艺术电影目前显现出来的问题，迫切呼唤我们在创作、推广的全链条上进行新的思考与实践。

艺术电影的接受困境源于其“作者性”本质与大众审美习惯的固有张力

　　“艺术电影”是20世纪初法国人为了对抗以美国好莱坞为主的商业电影而提出的概念，通常是指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追求以及人文关怀的电影，往往带有创作者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情感，而且不以票房收益为最高目的。可见，从这个概念诞生之时起，就与大众接受存在着微妙的张力。观众常常对艺术电影给出“内容晦涩”“节奏迟缓”的评价，这一现象在短视频浪潮深度影响大众审美习惯的当下愈发凸显。

　　面对这一困境，一种简单化的归因方式是将之归结为“观众品位退化论”，认为这是大众在碎片化阅读和即时满足文化侵蚀下的审美能力衰退。这一论点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它低估了观众在多样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新的审美需求。事实上，当代观众并非丧失了深度审美的能力，而是在媒介环境的变迁中形成了不同的注意力结构与接受习惯。因此，要真正理解并解决艺术电影与当代观众之间的对话难题，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观众品位退化论”，转而从更宏观的文化变迁与媒介演化视角，深入思考其中蕴藏的结构性矛盾。

　　艺术电影的本质，并非在于其“晦涩”或“缓慢”的表象，而在于其秉持的“作者性”核心。它通常被视为导演作为“作者”个人世界观、美学观念与哲学思考的载体。与商业类型电影遵循既定类型惯例、以满足观众对特定故事范式的期待为核心不同，艺术电影的基本使命恰恰在于打破这些成规，转而探索生活的潜流、情绪的涟漪、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性与社会的复杂面向，从而引发深层的心理体验与理性思考。艺术电影不致力于给出答案，而是精心构筑一个场域，旨在提出深刻的质询，邀请观众进入一场关于意义本身的沉思之旅。它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观众主动的、深度的参与和情感投射，是一个需要导演与观众共同完成的“半成品”。

面对媒介变迁，艺术电影应在语言革新中坚守其深度沉思的精神内核

　　弄清楚艺术电影的本质定位，我们会发现，艺术电影所倡导的意义追问，与当下时代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并不相悖，二者共享着对表象世界的超越性渴望。然而，艺术电影在形式上的“慢”与“涩”，却与当代主流的媒介消费习惯产生了对立。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短视频时代所催生的碎片化、快速切换的思维模式，其本身能否被吸纳，进而成为一种新的“艺术电影”语言？

　　答案是复杂的。这种模式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媒介特征，它能够敏锐地捕捉当代人的注意力状态与时空焦虑。一些影像实践者确实在尝试将这种碎片化、高强度的视听语法纳入创作，并以此审思当下的社会现象。比如，《好东西》运用碎片化叙事手法，生动呈现当代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并通过快速切换的多场景结构，拼贴出一幅丰富的都市生活图景。铁梅与女儿、邻居小叶的关键对话，分别在餐桌、酒吧等不同场所展开，每个场景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表达功能。餐桌前的聊天围绕着家庭责任与代际理解，在碗筷交错间流淌出亲情关系的温度与张力；酒吧里的交流触及婚姻困境与个人欲望，于杯光酒影中折射出现代女性的内心波澜。这些场景既是自成一格的叙事单元，又通过情感逻辑彼此呼应、层层推进，最终拼贴出一幅生动的都市生活图景。

　　然而，若将碎片化、高强度视听语法背后的内核，即追求即时满足、拒绝深度沉淀的消费逻辑奉为普遍准则，则与艺术电影鼓励沉思、追求多重解读的“作者性”本质构成了根本性的对立。因此，我们或许不必急于重新定义“艺术电影”的概念，而是需要重新确认和捍卫其作为一种深度精神活动的独特价值。它在媒介生态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制衡者”角色，为人类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保留一块栖息地。

精准传播，构建对话桥梁，是艺术电影吸引观众的关键路径

　　要弥合艺术电影与当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我们需要的不是削足适履的妥协，而是搭建一座让两者相遇沟通的桥梁。这座桥梁的构建，呼唤着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与电影文化的长期涵养。

　　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艺术电影的传播应实现从“广撒网”到“精织网”的转向。商业电影惯用的高投入、全覆盖式宣传，对预算有限的艺术电影而言不仅是沉重负担，更可能因受众错配而引发口碑反噬。《燃冬》与《永安镇故事集》的宣发困境，正是这一矛盾的鲜明注脚。前者试图用程式化的爱情片营销话术包装作者电影，比如售票平台上醒目的“七夕必看”标签、刻意营造的互动提示，与影片冷静疏离的气质形成对立，不仅未能吸引目标观众，反而消解了作品本身的独特魅力。后者则以“好笑得不像文艺片”为卖点，却未意识到戏中戏结构的行业幽默本就是一种更高的欣赏门槛。当普通观众怀着观看通俗喜剧的期待走入影院，面对的却是需要电影从业者的知识背景才能心领神会的专业梗与反讽，口碑不佳便在所难免。这些案例印证了一个核心命题：艺术电影的传播本质上是寻找知音的过程。生硬套用商业类型片的营销范式，或试图通过模糊定位来扩大受众，往往适得其反。真正的智慧在于精准识别作品的美学特质，找到与之共鸣的核心受众。比如《河边的错误》以“有门槛的文艺片”自我定位，通过高校路演对接潜在观众；《好东西》紧扣“她视角”展开主题营销，在特定群体中引发深度共鸣。这些成功实践表明，如果传播策略与作品气质能同频共振，艺术电影就可以在喧嚣的市场中，找到那些愿意与之深度对话的知音。

“美学翻译”引导观众从片刻的审美触动走向完整的观影沉浸

　　如果说精准传播为艺术电影找到了对的观众，那么“美学翻译”则要为这些观众打开理解的大门。我们不应期待人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能轻松融入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美学世界。为此，我们需要通过映前导赏理清作品脉络，借助导演阐述揭示创作初心，在主题对谈中激发多维思考。这些努力都是在为观众绘制一张张个性化的“美学地图”，指引他们找到进入作品的路径，引导他们从片刻的审美触动走向完整的观影沉浸。这种通过教育引导培育观众的方式，在艺术电影发展史上有着深厚的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就形成了以电影俱乐部、艺术影院、专业杂志为核心的“另类电影网络”体制。电影先驱德吕克、理论家卡努杜、影评家泰迪斯柯等人通过创办杂志、组建电影俱乐部、举办艺术沙龙等一系列实践，构建起艺术电影传播与教育体系。而在今天，这样的体系依然是我们需要的。而且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这套模式也有新的表现形式。电影节展、电影资料馆、电影博物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等组织机构已经成为持续构建艺术电影沉浸式观影的环境，成为艺术电影日常放映的阵地；自媒体的兴起为电影评论者、创作者、观众搭建了跨时空的交流平台，网络成为艺术电影社群阵地，让散落各处的艺术电影爱好者找到了精神共鸣的天地。可以看出，艺术电影推广核心不在于让艺术电影变得“通俗”，而在于培养能欣赏“不通俗”的电影的观众。

　　在媒介环境快速变迁的今天，传统影院观影模式尤其是商业院线的运营逻辑正面临挑战。虚拟现实电影院、流媒体点播平台、短视频碎片化观看、家庭影院系统，层出不穷。越是如此，艺术电影或许越能成为未来影院存续的重要路径。因为当娱乐消遣类的观影需求可以通过各种便捷渠道得到满足时，影院需要重新定义自身价值，从单纯的放映场所转向提供独特审美体验的空间。艺术电影恰恰需要影院所能提供的沉浸式环境、大银幕呈现和集体观影的仪式感，其精心设计的影像质感、声音层次和节奏控制，在小屏幕和碎片化观看中难以完整传达。同时，艺术电影的核心观众群体往往具有较强的影院观影意愿和文化消费能力，他们追求的不仅是“看电影”，更是一种审美体验和文化参与。艺术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可能最终会成为一场广泛的双向奔赴：艺术电影在坚守精神内核的同时，也需以更开放的姿态寻找与时代的接口；观众则在被影像启发、被审美引导的过程中，重新发现那片超越喧嚣日常、可供心灵沉潜的广阔空间。

　　（作者：武建勋，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