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

　　本次讲座，我们将结合近十年来曾国考古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梳理曾国历史脉络、文化特征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曾国考古研究进展。

曾国考古的地理范围与考古发现

　　历史上的曾国，主要位于今湖北省随州、枣阳一带，地处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的随枣走廊是其权力核心。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随枣走廊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其北接南阳盆地可直达中原，南依涢水，涢水下游也称府河，府河北岸发现有商代重要遗址盘龙城。历史上的随枣走廊，不仅是连接中原与长江流域的交通要道，更是先秦时期青铜资源运输、文化交流的核心通道，这一地理特征决定了曾国在两周时期的战略重要性。

　　通过梳理近10年来曾国考古的关键遗址，目前我们已经大致可以构建起曾国从西周早期至战国晚期的完整年代序列，并据此划分出几个发展阶段，各阶段核心遗址及特征如下：

　　（一）西周早期前后：叶家山遗址

　　叶家山遗址为西周早期的曾侯墓地，该遗址的发现解决了“曾国的起源”与“早期曾国政治属性”两大问题。

　　遗址内见有多座高规格墓葬，经铭文与形制分析，该遗址至少存在三代曾侯，分别为曾侯谏、伯生、曾侯犺。其中曾侯犺墓（M111）规格最高，面积最大，随葬器物丰富，包含鼎、编钟、兵器、原始瓷等，墓道结构与器物组合均呈现国君等级。此外，围绕叶家山遗址也存在对各墓葬年代早晚的讨论：北方学者多认为“规模大的墓葬年代更早”，本地学者则倾向于“部分小墓年代早于大墓”，目前这一问题仍存在讨论，也期待有更多考古材料的佐证。

　　叶家山遗址出土器物兼具周文化与商文化因素，部分青铜器带有殷墟风格，印证了“周人灭商后分器”的历史背景，成为早期曾国青铜礼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M111出土的一件铜簋铭文为“犺乍剌（烈）考南公宝尊彝”，从铭文可知，“南公”为曾侯犺的父辈，故曾国为西周初期南宫适后裔的封国。这一发现推翻了此前“曾国为非姬姓后裔”的推测，现在看来，叶家山所发现的西周早期曾国应为姬姓，或系周王室为了控制西部疆域而设置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封国。

　　（二）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郭家庙墓地、苏家垄遗址

　　郭家庙墓地位于随州以西，距离汉水更近，其发现揭示了曾国政权的迁移轨迹与文化转型。西周中晚期的曾国遗址目前尚未明确，郭家庙墓地的年代则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郭家庙墓地分为郭家庙与曹门湾两大墓区，东南方向发现忠义寨城址。核心墓葬包括曾侯絴白墓（CM1）及夫人墓（CM2）、曾伯陭墓（GM21）及夫人墓（GM52）等，配套有大型车坑、马坑。

　　曹门湾墓区的曾侯絴白墓开凿于岩石中，祔葬车马坑规模庞大，该墓出土的弓、矰矢、缴线轴组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出土玉器中的“人形龙纹佩”虽造型似人，实则为龙的变形，是春秋早期玉器的典型风格。其夫人墓中见有一曲柄盉，具有较为突出的淮河流域风格，此外还有带“黄国”铭文的器物，均佐证曾侯絴白的夫人来自淮河流域的黄国，进而说明曾国与淮河流域诸国当时存在联姻关系。

　　考古人员在郭家庙墓区中发现至少三代曾侯墓葬，但部分墓葬因被盗严重无法辨认。其中，GM21因出土有铭青铜钺从而确定墓主为曾伯陭，该青铜钺铭文的内容与推行刑罚与政令、治理国家相关，表明其国君的身份地位。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曾伯陭壶应同样来自郭家庙GM21。GM50、60墓葬形制十分独特，顶部呈圆形，与同期中原墓葬差异明显。GM30出土的钮钟已包含完整的五音，即“宫商角徵羽”。M86中“上曾曾子伯旁振”的铭文为“上曾”，为研究是否存在“上曾”“下曾”以及寻找相应所在地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苏家垄遗址位于京山市境内、涢水南岸，是春秋早期曾国的重要遗存，其发现使学界研究聚焦于曾国的“礼制创新”与“金道锡行”两大核心问题。

　　苏家垄遗址内墓葬以M60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代，分别是以曾侯仲子斿父墓（M1）为代表的第一期和以曾伯桼墓（M79）及其夫人芈克（M88）为代表的第二期。

　　第一期墓葬以曾侯仲子斿父墓为核心，周围见有三公墓葬，分别为曾太师旁乐墓，曾太祝商仲克墓（M3），曾太保丽墓（M8），出土的职官铭文青铜器，表明这一时期曾国拥有完备的“职官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期墓葬中此类职官不再出现，与之同时出现了“芈”姓联姻关系，暗示了曾国这一时期政治地位的变化——可能已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

　　第二期墓葬核心的曾伯桼墓中出现了新旧两种传统的器物组合：旧的立耳升鼎、簋的组合；新的立耳浅弧腹鼎、簠的组合。新器物的组合方式与形制都深受楚人礼制的影响，夫人芈克墓中更是完全用鼎、簠的组合代替了原本的鼎、簋组合。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曾国“职官体系”消失以及“芈”姓姻亲出现的情况，说明当时楚国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强势介入。此外，该阶段楚文王（灭邓国，开启灭国之路）、楚成王大兴干戈灭掉曾国周边的诸多邻国，使曾国完全陷入地缘隔绝的状态。根据碳十四测年，苏家垄遗址年代集中在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650年，与文献记载的楚文王（公元前690年至公元前675年在位）、楚成王（公元前672年至公元前626年在位）时期吻合，这也为曾国与楚国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年代标尺。

　　与曾侯仲子斿父墓相比，曾伯桼墓及夫人芈克墓周围环绕着祔葬车马坑。通过对其祔葬车坑进行复原，发现坑内7辆车的排布次序，依次为先导车、指挥车、警卫车、政车及殿后车，其中先导车、政车等称谓与曾侯乙墓中简牍所记相同。《礼记·檀弓》记载“国君七个，遣车七乘”规制，曾伯桼葬车正是7辆，与其国君身份相互印证。

　　曾伯桼墓所出的一件壶内壁发现有铭文，不仅明确记录做器者名称“曾伯桼”，还见有“克逖淮夷”四字。这与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曾伯漆簠上所见铭文“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具既卑方”所记录的内容相互对应，从而有力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金道锡行”——铜、锡资源的运输与贸易。淮河中游的繁阳（今河南、安徽交界）应该就是当时铜、锡贸易的一个重要市场，这一内容见证于晋姜鼎、戎生钟，两件铭文均清晰记载晋国将所产之盐运至繁阳换楚国之铜。

　　此外，据考古学家黄锡泉先生考证，山东地区出土器铭中的“上曾太子般殷”与“曾子斿”“曾侯仲子斿父”为同一人，从曾国公子到上曾太子，最后成为曾侯，因身份地位的不同导致了称谓的变化。郭家庙G86出土铭文“上曾”，结合“曾侯仲子斿父”铭文出土于苏家垄，有理由认为郭家庙及忠义寨城址所在为“上曾”，苏家垄则为“下曾”；曾子斿当太子时，都城在“上曾”，成为曾侯之后都城就在“下曾”了。

　　（三）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随州文峰塔、枣树林（义地岗）遗址

　　枣树林遗址位于随州市区，是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曾国的中心，其发现揭示了曾国从“独立诸侯国”向“楚国附庸”的转变。

　　枣树林遗址内有曾公求墓及夫人芈渔墓、曾侯宝墓及夫人芈加墓，还有曾侯得、曾侯舆、曾侯戉、曾侯丙等墓。其中，曾公求墓虽被盗，但仍出土相关铭文从而佐证其为南宫后裔；曾侯宝夫人芈加墓中出土多件典型楚式风格的器物，表明此时曾国已广泛使用楚式器物，曾楚之间的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

　　曾公舆编钟铭文记载，曾国先祖伯适曾“左右文武”，应在周王室中担任要职；而文峰塔曾侯戉铭文则变为“左右楚王”，这一铭文变化，可以说标志曾国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从“辅佐周王朝”转向“依附楚国”。这一重大的政治转变与楚成王时期楚国灭曾周边诸国、对其进行地缘隔绝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同时楚国还通过联姻制度持续将多位芈姓女子嫁入曾国，从而实现对曾国的“软性控制”，使曾国成为“国中之国”。

　　枣树林遗址中墓葬仍延续“鼎簋、鼎簠”的礼制，但墓葬规模较郭家庙曹门湾M1缩小，且不再像苏家垄那样出现“太师、太保、太祝”等曾国政治中心的系列职官，表明此阶段曾国逐渐丧失政治独立性、沦为楚国附庸。此外，未被盗的芈渔墓可见5鼎4簋、3鼎4簠组合，以及被盗但可推测的曾公求墓5鼎4簋、3鼎4簠组合（其中间部位的簋和鼎簠被盗，存有1簠），可知其完全沿用了苏家垄曾伯桼墓5鼎4簋、3鼎4簠的礼器和规制组合。

　　战国中期的曾侯丙墓即文峰塔M18，亚字形墓葬，根据未被盗的祔葬坑中出土的器铭确定墓主为曾侯丙。该墓葬的“亚”字形棺椁与河南平夜君成墓形制基本一致，也说明了曾国与楚国的融合及其政治地位下降、只拥有“侯”的虚名。曾侯丙墓所见青铜器，如鬲、鼎等的形制风格均与楚幽王墓相似，此时曾国文化已深度融入楚文化，基本丧失了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独立性。

曾国考古的学术发现

　　（一）“曾随之谜”的破解

　　“曾随之谜”源于文献记载的“随国”在考古材料中一直未见。“曾国”在《左传》《国语》中记载极少，仅提及“随国”。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最早提出“曾国即随国”的推测。

　　枣树林遗址出土的“唐侯为随夫人作器”铭青铜器，明确将“曾侯夫人”称为“随夫人”。再结合曾侯舆编钟记载“曾救楚”而《左传》记载“随救楚”，遂可证实“曾国即随国”。细究其中区别，曾国当为周人封国的正式名称，随则可能是国都或别称，这一结论得到学界广泛认可。此外，伍子胥伐随（公元前506年）的相关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曾侯救楚昭王”铭文内容吻合，也进一步印证“曾随一体”论断。

　　由于考古发现印证了“曾国即随国”，我们得以构建起从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近700年的曾国历史框架，填补了两周时期南方周人封国的文献空白。

　　（二）曾国世系的梳理

　　结合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枣树林等遗址的铭文与碳十四测年，目前我们可以梳理出曾国从西周初年第一代曾侯南宫适到战国中期曾侯丙的世系关系。

　　曾国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周人封国—独立诸侯国—楚国附庸”的完整演变，为研究“楚文化对周文化的影响、融合与改变”“楚国对南方诸侯国的控制模式”等课题提供了典型案例。目前西周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存在缺环，有待更多考古发现补充。

　　（三）曾侯乙墓的考古新突破

　　随着曾侯乙墓棺椁的提取，发现其椁室下方有腰坑设置，并殉有羊，保存完整，这打破了“腰坑为商文化特征、周人不用”的传统认知，表明了曾国对商文化元素的保留。

　　同时，曾侯乙墓出土的镈钟上记有铭文“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这里的“奠”并非“祭奠”，在《诗经》中就多用“奠”表“存放”之意。故这套编钟应是作器后用于宗庙而并非下葬专用，因此不能确认曾侯乙葬于编钟上所记的公元前433年，但可确定葬于此之后。

　　（四）曾侯乙墓是否“逾制”及曾楚礼器制度讨论

　　对于“曾侯乙9鼎8簋是否僭越礼制”问题的讨论，实际是围绕曾国所用礼器制度展开的讨论，需要结合近年来新发掘的“武王墩楚墓”考古发现进行通盘考虑。武王墩楚墓随葬“9鼎8簋与X鼎8簠”，其中鼎的数量暂未公开，但可推断楚国的礼器制度包含两套体系，即鼎簋与鼎簠。在苏家垄、枣树林等遗址中也可见明确的鼎簋与鼎簠两套组合构成的礼器制度。

　　曾侯乙墓仅随葬5鼎4簠，未达到楚王“8簠”的规格，因此认为“曾侯乙并未僭越”，其“9鼎8簋”仅为“楚国王室允许的诸侯最高规格”，并非真正的“王”。同时，曾侯乙墓出土简文中仅出现“楚王、楚太子、楚尹”等楚官职，无其他诸侯国记载，表明曾国已丧失与他国交往的能力，地位相当于当时楚国的“君”，如楚国的鄂君启、平夜君成等，仅保留“侯”的虚名。

　　（五）音乐考古发现与完善

　　西周早期随州叶家山墓地M111出土编钟共5件，镈钟为整套编钟最低音徵（sol），另外四件甬钟分别为宫（do）、角（mi）、徵（sol）、羽（la），整个宫调系统为“四声七音”，低音建立在“徵”上，无商音，是迄今所知包含“周原四声”最早的实例。郭家庙墓区GM30所见编钟正鼓部的音，在叶家山“周原四声”（羽、宫、角、徵）基础上增加了“商”声，是低音建立在“徵”音上的“五正声”的组合。这些发现揭示了“西周早期无商音（周原四声）—春秋早期出现商音（五正声）”的音乐发展脉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

　　此外，曾侯乙墓发现的编钟音律为“中原十二律”且延续至秦汉，而编磬则采用“楚国阴阳律”，从而形成了“中原与楚音乐体系融合”的特征。

　　（六）“金道锡行”

　　2025年，考古人员在赤壁大湖咀遗址发现炼锡矿渣，结合幕阜山地区在唐代有关“炼锡”的文献记载，推测锡矿可能来自幕阜山，而非聚落较远的南岭地区，这一发现为“金道锡行”中锡的来源考察提供了新线索。结合同期考古发现，我们认为“金道锡行”的路线主要为随枣走廊北上，可能利用涢水等河流进行运输，直达中原，苏家垄遗址正是这条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此外，沿滠水、竹竿河向东北经淮河进入繁阳的“繁阳线”也极可能是“金道锡行”的一条重要路线；沿大别山东麓，往北到繁阳，也可能是线路之一。

　　1993年出土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的楚公逆钟，其铭文记录了楚公逆向周边索要铜料资源以用于祭祀的事件，这说明西周晚期楚人可能并未将所有的铜矿资源与炼铜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在需要铜料时利用楚国政治、军事地位的优势地位来保证其与周边小国进行相关的稳定商业贸易。故而考古人员在炼铜场附近发现的冶炼工人墓规格普遍较低，且具有楚文化与扬越文化的融合性。

小结

　　总体而言，曾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考古补史”的典范，其价值不仅在于揭示并梳理了曾国的历史，更在于通过曾国这一“南方地区的周人封国”，以“金道锡行”为纽带，观察两周时期中原与南方的文化融合、资源交流、政治格局演变等宏大历史进程。曾国考古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着眼未来，考古研究者应继续加强与地质、古文字、音乐等多学科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曾国文化研究，推动其向更深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