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以载道：汉字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且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系统，其形成和演变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更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汉字架构既紧凑又不失灵活，形态繁复却并不赘余，其端庄厚重、灵秀洒脱的特质，体现并塑造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和民族性格。语言学家王宁说：“从汉字来观察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通过典籍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来了解中华文化，看到的常常是政治经济和观念制度的大问题，而汉字的形体构造中存储的文化信息，常常深入一些琐细而具体的细节，是对历史文化宏观问题的印证和补充。”汉字既是先民对世界认知的集中概括，又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思维工具。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本色在汉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因，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基石。

　　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漫长的演化传承。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并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汉字文化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汉字并非单纯的书写符号，其形体结构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以其内在的构造逻辑，将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深植于每一处笔画与构件之中，核心部件的稳定性，确保了文化根基的坚固，形义对应的直观性，则使文化认知得以高效传递。可以说，汉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作用，渗透在从个体认知到民族共识的各个层面。

　　汉字形体演变体现了文化基因的稳定性。汉字诞生至今，其笔画由繁复的具象描摹逐渐凝练为抽象的符号，形体也从贴近物象的摹形转向符合书写逻辑的规整结构，始终保持着鲜明的稳定性，从未因字形的外部调整而发生断裂。无论整体字形如何演化、书体风格如何改变，从家庭伦理的持守到民族认同的凝聚，从农耕智慧的延续到道德理想的追寻，汉字始终牢牢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核心观念与价值评判。在汉字体系中，每一个承载特定文化内涵的汉字，其核心部件都与对应的文化观念深度绑定，这种绑定关系一旦形成，便会在字形演变中被持续保留。例如，甲骨文中的“家”字由“宀”（房屋）和“豕”（猪）组成，“宀”代表遮风挡雨的居所，是家庭生活的物理依托，“豕”作为古代重要的家畜，是家庭富足的象征，二者的结合不仅定义了“家”的字形，更构建了家庭是生存资源与情感归属共同体的文化认知。经过金文、小篆、隶书直至楷书的演变，“宀”与“豕”的核心组合关系始终未变，只是外在形态随书写需求调整。这种核心部件与文化观念的绑定，使得汉字不再是单纯的书写符号，而是文化基因的具象载体，只要核心部件存在，对应的文化认知便能被唤醒与传承。

　　汉字具象化呈现了中华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并非零散概念的集合，而是一个由农耕生产、宗法伦理、礼仪秩序、天人观念等要素相互关联而形成的完整体系。汉字作为这一体系的“符号镜像”，并非孤立地记录单个文化元素，而是通过内在的构造逻辑，将文化的核心脉络转化为可被感知的书写符号，从而实现对整个文化体系的系统性映射与具象化呈现，确保文化体系的完整传承。例如，汉字通过“核心部件+衍生字群”的形式，完整再现了从耕作到储存的农业生产全流程，使“重农固本”的理念得以具象化呈现。以“禾”为核心部件的字构成了农耕认知的基础，“稻”“黍”“稷”等字皆以“禾”为形旁，通过声旁实现种类区分，形成了完整的谷物分类体系，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农作物的精确辨识，更体现了农耕文明对粮食作物的系统认知。与之配套的“田”“耕”“仓”等字，则进一步具象化了农耕生产的流程。“田”字展现了农耕文明的空间构成形式；“耕”字形体中“耒”的倾斜角度模拟了农民挥耒翻土的动作；“仓”的甲骨文为“圆形谷仓”的象形，上部为屋顶，下部为储物空间，完整记录了粮食储存的最终环节。这些汉字通过内在的形体关联，将农耕文化“以土地为基础、以作物为核心、以劳作为手段、以储存为保障”的体系逻辑，清晰具象地呈现出来，使得抽象的农耕文化理念通过具体的文字形体得以传承。

　　汉字以其形体结构的稳定性、直观性和象征性，有效突破了地域方言的隔阂与历史时空的距离，强化了中华文化凝聚力。无论身处何方，无论生活在哪个历史时期，人们面对相同的汉字形体，都能激发相似的文化联想与情感共鸣，进而凝聚成稳固的文化认同。这种基于汉字形体的认知共识，正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沧桑而始终保持强大文化凝聚力的关键所在。以“孝”字为例，虽然其方言发音差异显著，但形体结构却是一致的。其甲骨文字形为“老+子”（上部“老”为长发弯腰的老人象形，下部“子”为搀扶老人的孩童形态），这种结构形象化地体现了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在传统社会，“孝”是家族伦理的核心，在现代社会，“孝”依然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这种视觉化的场景传递比口头表达更易形成共识，让“孝”所承载的家庭伦理成为跨越南北的共同追求。

　　有些汉字的形体，不仅承载着具体的文化内涵，更在长期使用中逐渐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并通过日常的书写、阅读与传播，不断强化我们同属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华”的甲骨文字形，以舒展的花瓣与灵动的线条，生动摹画了花朵盛放的姿态。这一初始构形奠定了“华”字的核心象征——美好与繁荣。历经金文至楷书的演变，“华”字的形体虽经历线条化与符号化的过程，但其核心意象一脉相承。当“华”与“夏”结合为“华夏”，它定义了一个以礼乐文明为特质的文化共同体，当“华”与“人”结合为“华人”，它标识了跨越地理疆界的族群身份。汉字以高度统一的字形系统使文化认知在空间维度上实现无缝对接，更通过高度象征化的文化内涵，使个体的族群归属感变得真切可知。

　　汉字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独特文化符号体系，其形以载道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不仅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存在，更是承载民族精神特质与文化基因的核心媒介。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历程中，汉字形体始终遵循“形变而义存”的内在规律，展现出显著的传承稳定性，无论是文化传播中的符号建构，教育领域的文化浸润，还是文创产业的价值转化，汉字形以载道的特质均能为其提供深层的文化支撑与精神内核。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并阐释汉字形以载道的内在特质，不仅是对中华文化传承规律的系统梳理，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守护与赓续。

　　（作者：洪 飏 张 杨，分别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