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尽的故宫

　　【序跋】

　　2002年的一天，我打开电脑，写下了《旧宫殿》的第一行字。我的故宫写作自那一刻开启，至今已二十多年。早已过知命之年的我，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对故宫的书写中度过的。我就像六百年前营造紫禁城的匠人们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砌筑我的纸上宫殿。从《旧宫殿》里的那根叙事轴线出发，我笔下的故宫一点点地立体和丰盈起来，汇聚成十三卷本的《祝勇故宫作品集》，还有许多题目有待完成。紫禁城的营建只用了十四年，而我笔下的故宫，写了二十多年还没有写完。

　　这一方面是由于我拙笨的笔力，难以支撑起故宫书写的重量。我曾说，几百年的宫殿、千万年的文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就不见了踪影。我就像宋画中的行旅者那样，孤独而执着地找寻着自己的路径。我从建筑出发，写到宫殿里的文物，又由宫殿和文物写到历史，写到历史背后的人，因为我所面对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指向人，指向那些潜伏在物质表象背后的幽微人性。

　　我们所说的文物，无不记录着人的情感和欲求；我们所说的历史，也不是过去时光的总和，不是那些时光里发生的每一件事，甚至不是文献中的每一条记载，而是指那些有意义的事件。事件的意义，是被我们发现和挖掘出来的。对意义的求取，考验着我们的眼光，也构成了我写作的重心。正是这些看上去寻常、实际并不寻常的事件构成了历史；历史背后的人，也就成了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他们是人，是普通人（即使帝王，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是处于典型环境（宫殿）中的普通人，因此，所有戏剧性的情节发生在他们身上，不只是出于偶然，更出于他们无法躲避的必然。他们试图去推动历史，又被历史所推动；他们试图掌控历史，却时刻被历史掌控。人就在这种复杂的典型环境里，痛苦地博弈着，纠结地存在着，艰难地前行着。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也是物质，但死去的人，却可在文字的世界里复活，是文字让生命不灭。古人早已意识到文字的伟力，因此秦始皇才让李斯把他的丰功伟绩刻写在巨大的石碑上，紫禁城里的帝王们编纂大书的冲动才那么不可遏阻。我不是书写《泰山刻石》的李斯，不是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写下《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不是担任《四库全书》总纂的纪晓岚、陆锡熊，与他们相比，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书写者，但我是他们的同行，书写故宫，被我视作自己的“天命”。

　　作为一个书写者，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书写者，我当谨慎地使用每一个汉字，怀着无限的敬意，写下过去的词与物、人与事。因为我知道，历史指引着我们的未来。

　　（作者：祝 勇,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本文为《祝勇故宫作品集》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