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他读了一辈子

学人小传

　　陈征（1928—2025），江苏泰县（今泰州市姜堰区）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49年毕业于无锡中国文学院（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到苏南公学工作，1955年到福建省委党校工作。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校长，曾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会长。著有《〈资本论〉解说》《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等。晚年出版《资红书屋诗词》。

　　2025年7月2日，陈征先生在他的“资红书屋”安详辞世，享年98岁。陈师一生堪称圆满：作为学者，有《〈资本论〉解说》等蜚声海内外的大作；作为老师，桃李满天下；作为父亲，有孝子伴其左右。1993年到1996年，我师从陈先生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从此，他崇高的人格风范、严谨的治学精神、超然的生活态度就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鸡鸣起舞鞭先着

　　陈征先生的书屋名曰“资红书屋”，晚年出版了《资红书屋诗词》，足见他对《资本论》和《红楼梦》这两部书的钟爱。

　　陈征老师1928年出生于江苏泰县（今泰州市姜堰区），自幼受家庭影响，熟读四书以及《诗经》《左传》《楚辞》《古文观止》等传统经典，后就读于名家辈出的无锡国专（后改为中国文学院），师从大师大家，文学功底深厚，喜欢赋诗填词。他一生酷爱《红楼梦》，家中收藏了多个版本。在无锡国专学习时，他接触到不少进步书籍，其中就有《资本论》，不过“当时看不懂”“说不上有什么印象”。1949年5月到苏南公学工作后，陈先生为了讲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开始反复研读《资本论》，思考如何通俗地给学生介绍其基本内容，说明其来龙去脉。30多年后的1982年，他完成了代表作《〈资本论〉解说》。

　　1987年我在河南师大政教系读本科时，就拜读过《〈资本论〉解说》。那时，《资本论》是政教专业的必修课程。一个初入学术殿堂的本科生，面对皇皇二百余万言的《资本论》，读起来非常吃力，尤其是劳动价值论部分，更为抽象，如果没有辅助读物，就难以登堂入室。我在图书馆翻看了多部解读《资本论》的著作，最喜欢的是陈征先生的《〈资本论〉解说》，这是全国最早解读《资本论》全三卷的著作，140余万言，读后对原著的理解有种通透的感觉。《〈资本论〉解说》引领我走上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路，极大增强了我阅读原著的信心，让我在学理上接受、信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自内心折服于原著的伟力和魅力。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构筑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大厦，郭大力、王亚南全译《资本论》，让国人读到中文版《资本论》。陈征先生一辈子传播《资本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培养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的经济学人。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所言：“如果说郭大力和王亚南是国内完整、系统、高水平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那么，陈征教授是国内完整、系统、高水平解说《资本论》的第一人。所谓第一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领先，二是涵盖三卷《资本论》的完整内容，三是准确度较高。陈征教授的《〈资本论〉解说》影响了一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汲取。”

　　在《〈资本论〉解说》第一版《后记》中，陈先生十分感慨地写道：“史页开新貌。正笔底、风雷叱咤，龙蛇缭绕。无限晶光环宇宙，争说人间瑰宝。胜无数山崩海啸。天外凤凰谁得髓？问人生真谛知多少！千秋业，群山小。补天顽石原草草。倩祖生、鸡鸣起舞，着鞭先否。学海书山勤撷取，岂为翱翔华表，但愿得环球春早。廿年辛苦寻常事，赞神州十亿春先到。人依旧，心未老。”诗人将自己的《〈资本论〉解说》看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这是何等胸怀啊！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用了四十年时间，陈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完成《〈资本论〉解说》，之后又用了36年时间三次修订和再版。他88岁高龄时在《当代经济研究》发表《我与〈资本论〉》，这样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虽然也做过一些行政工作，但一辈子主要是当教师。围绕着《资本论》，学习、研究、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至运用、创新和发展。我的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大都是围绕着《资本论》转，可算是同《资本论》结了一辈子不解之缘。”

传道解惑诲不倦

　　《〈资本论〉解说》如学海之舟，渡一代又一代学人扬帆远航，一些经济学家人生的第一本经济学读物就是《〈资本论〉解说》。

　　《〈资本论〉解说》紧贴原著，与《资本论》若即若离，不即不离。《〈资本论〉解说》从卷次、篇章到每一节每一个问题都按照《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展开，便于读者与《资本论》对照阅读，如辞典一般，可以随手查阅。

　　深入浅出地阐释《资本论》的概念和原理，把复杂抽象的概念、原理以初学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既需要透彻地研究和理解原著，也需要在表达上通俗易懂且不失严谨。这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也离不开陈先生厚实的文学功底。《〈资本论〉解说》通俗明快，让初学者克服了对经典著作的恐惧，让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堪称中国当代的大众政治经济学。

　　在《〈资本论〉解说》问世之前，已有多个《资本论》解说本出版，但都不够全面，大多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读，对第二卷、第三卷缺乏全面解读，或略略谈及，或只解读部分章节，而《〈资本论〉解说》三卷本则系统通俗阐释《资本论》。《〈资本论〉解说》既解说《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写作情况，又解说《资本论》的传播和影响；既解说《资本论》的概念、原理，又围绕难点、疑点、争论点深入阐释；既解说《资本论》原著，又解说《资本论》每一个原理的现实意义；既解说《资本论》的篇章结构，又解说《资本论》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的主要旨意，对每一个疑点难点逐一解剖，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层层展开。比如，陈先生在解读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时，极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指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由配第首先提出来的，但他未作详细的分析。斯密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向前发展了一步，但他的劳动价值论是二元的，经常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李嘉图批判了斯密的二元论，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从而使古典经济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由于他不懂得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把劳动价值学说奠定在彻底的科学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在注释中解释了为什么斯密的价值学说是二重的：“斯密的价值学说，一方面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可有时却主张生产商品所投下的劳动量决定价值量，有时又主张交换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决定价值量。所以他的劳动价值学说是二元论的。另一方面，由于二元论的劳动价值学说不能说明问题，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时，他就既主张劳动创造价值，又主张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是由工资、利润（有时也有地租）的总额决定的。这样，他的价值学说又是二元的。”寥寥数语，高度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百多年来数位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资本论〉解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上下贯通、前后联系。陈先生不是孤立地解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而是常常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在其他经典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结合起来。在解说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时，他考证出《资本论》第一卷初版附录《价值形态》一文，还有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征：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显著。在解说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联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在解说《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时，联系《资本论》第3卷的相关论述；在解说《资本论》第3卷第7篇第52章即《阶级》时，联系恩格斯1895年3月16日写给维克多·阿德勒的信中说的“第七篇很精彩，遗憾的是只有一个骨架”。又比如，在解说《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第一个问题即“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和价值量）”时，陈先生特意加了一个注释：“1982年日文版，将‘价值量’改译为‘价值的大小’。”一个小小的注释，折射出的是他做学问的严谨，如果不深入考证，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的注释。通过上下贯通、前后联系的解说，读者把《资本论》读厚了，也读透了。

　　《〈资本论〉解说》不是就理论说理论，而是联系国内外理论界的研究现状，联系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日常的经济生活。《解说》犹如战斗檄文《资本论》的解说词，严谨而不失生动，原本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晦涩的词句被解说得通俗易懂。《〈资本论〉解说》让初学者先把《资本论》读厚，再而读薄，进而学会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辨别正误，分析现实。陈先生曾言，《〈资本论〉解说》的出版只能算是读懂《资本论》，在读懂的基础上还要读通，对《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理论都要知道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马克思是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以后学术界对上述问题有哪些争论和新贡献，当前还有哪些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等。为此，陈先生出版了《〈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发展》，这是我国理论界第一部用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研究《资本论》有关问题的著作。

　　记得1994年下半年，我们从厦大来到福州仓山跟着陈先生学习《资本论》。遵照陈先生的布置，我和刘春雷师兄在课前通读原著，提出问题，在略显狭仄的“资红书屋”，师生围桌而坐，清茶一壶，我们汇报学习体会，恩师引经据典，不时点拨，常常令我茅塞顿开。每一次讨论都是对原著理解的深化和认识的升华，这是多么难忘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即景图，又是何等的精神享受啊！

南国古榕生新根

　　陈先生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只是读懂、读通《资本论》是不够的，不能为读书而读书，还要学以致用”“在运用《资本论》有关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实现创新性的发展。即在坚持运用中发展，在运用发展中坚持”。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陈先生前半生学术的重点是解说《资本论》，后半生则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现实问题。其中，最具开创性的就是创建了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和现代科学劳动理论。

　　地租理论是《资本论》中最难懂的理论之一，但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农业地租，但对城市地租较少涉及。陈先生认为，工业和农业是两大经济部门，只研究农业地租不研究城市地租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城市土地市场、城市土地租赁和土地价格等经济现象，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是确定土地价格的基本理论依据。为了发展城市土地市场，就要研究土地价格和城市地租。马克思没有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不能苛求先人给出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完整答案，而城市地租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环节，当时我国理论界却很少涉及，陈先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大胆地探索社会主义城市地租。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和1995年第1期分别刊发了《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和《社会主义城市级差地租》，在明确区分社会主义农业地租与城市地租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特点、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进行具体分析，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预言，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对有限土地需求的增加，地价必然上涨，城市绝对地租量必然提高，他还澄清了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1996年他出版了《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著作，填补了学术空白，是对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19世纪中期，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创建了科学劳动价值论，并提出了科学劳动的范畴。20世纪后期，当代新科技革命浪潮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陈先生提出劳动价值论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围必须进一步扩大，科学劳动必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科学劳动。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劳动这一范畴，即掌握了现代有关最新科学、多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最先进技术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科学劳动，是高级、超高级的脑力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复杂劳动。现代科学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代科学劳动反映生产发展最新趋势，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是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现代科学劳动之间的竞争。陈先生深入分析了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现代科学劳动的特点以及现代科学劳动的重大意义。围绕现代科学劳动，他发表了40余篇论文并出版《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发展》一书，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

淡泊虔修忘烦恼

　　资红书屋墙壁上挂着陈征先生的手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中外之理，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的治学之道。陈先生在司马迁的那句名言中加上“察中外之理”，他曾经解释，“究天人之际”是研究天和人的关系，天是自然科学，人是社会科学，做学问既要研究自然科学，也要研究社会科学；“通古今之变”，既要研究历史，更要懂得现当代形势，鉴古知今；“察中外之理”，要在考察中国和外国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运用《资本论》。

　　令人赞叹的是，陈先生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为乐，达到“精研马义忘烦恼”的境界。他十分珍惜时间，记得1994年给我们授课时，他就告诉我，精力不如从前，平均每天只能工作8个多小时。我听后十分吃惊，要知道，每天平均8小时的科研工作对年轻人也是一个极高的要求，而陈先生当时已是年近70岁的老人！这也是他暗示我要珍惜光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自卸任行政职务以后，除了参加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等少数几个学术会议之外，他一次又一次婉拒来自四面八方的讲学邀请和考察活动。陈先生90岁高龄时，还在校订《〈资本论〉解说》，2017年出版了第4版。

　　从1993年拜入师门至今，我算是与陈先生来往比较密切的弟子了，但毕业后没有与他在一起吃过一次饭。我每次到家中拜访先生，都是茶水一杯，简短寒暄后，聊的都是经济社会形势和学术理论前沿问题。陈先生酷爱书法，有时也聊及书法。陈先生门下弟子众多，不同职业、年龄跨度极大，从商从学从政不乏出类拔萃之人，但他对学生永远是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既不居高临下，又不厚此薄彼，尊重每一位学生，与大家保持君子之交。

　　陈先生有君子之风。出版《资红书屋诗词》时，他没有请名人作序，而是请无锡国专时期的老同学、南通师范学校退休教师王翌群（王亦群）先生作序。王先生不负所托，以凝练传神的笔触谈人、论诗，不经意间也让读者见识了序言作者的国学功底。

　　陈先生长寿，与注重锻炼身体分不开。他常叮嘱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经常锻炼身体，还特别强调，不健康的长寿没有意义，要的是有生命质量的健康长寿。当年他喜欢跑步，每天早晨6点准时出现在操场上，跑完6圈后，在周围稍作散步。那时，我常常跟在他身旁，一边跑步，一边聆听教诲。

　　陈先生恬淡超然，生活俭朴，冬天常穿着褪了颜色的夹克，夏天则是圆领的老式衬衫。他20世纪80年代搬入现在这个寓所，从我1993年秋季到厦门大学报到之际第一次拜叩先生家门至今，几十年来，资红书屋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陈先生对我们的态度也如他的资红书屋一样，定格于我们三十多年前的人生初见。

　　陈先生永远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即使晚年行动不便时，他仍要坚持在其子陈奇的搀扶下把来访的学生送至门外。夕阳下，与我们挥手道别的先生仿佛“东南不老松”。在学业方面，陈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则非常严格。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家里汇报学习情况，他就提出了要读通读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以及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其他重要经典著作，要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思考现实问题，并且要求我们每学习一门课，就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否则该门课程就不能给成绩。发表与课程相关的论文，需要查阅大量文献，梳理分析，思考写作，我当时压力极大，但也正是在恩师的严格要求下，树立了辩证思维，学会了撰写学术论文。还记得，我的博士论文选题，被陈先生否定过两次，直到第三次才最后确定下来。他反复强调，选题要有新意，要有独特视角，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选题成功了，等于完成博士论文写作的一半任务。他常讲，要有问题意识，要学会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提炼归纳出“真问题”。在陈先生的指导下，我先从各类理论和现实问题中筛选出20多个初步的研究方向，逐一查阅资料，结合自身情况，逐渐缩小研究范围，初步选定论文题目，研究选题价值，再围绕论文题目大范围收集材料、分析材料、确定思路和框架。

　　从师三十余年，我深深感佩陈先生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也折服先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治学眼光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治学定力。先生傲骨虚心、乐天达观，在85岁那年手书自挽联：“事业何凭据，只剩白骨一堆，是非恩怨由公论；学术永不朽，留得俚言数卷，赤胆丹心照汗青。”肃立于先生遗体旁，凝望这副挽联，我才真切感受到先生永远地离开了！

　　陈征先生走了，但“死而不亡者寿”，他永远是学生心中的大先生！

　　（作者：赵振华，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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