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之路不独行

　　【讲述】　

　　1998年，我首次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见到敦煌丝绸实物，便萌生了对敦煌丝绸进行更多研究的想法。2006年，我们的项目终于启动。当我再次面对那些历经千年的敦煌丝绸时，涌上心头的不仅是学术热情，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敦煌丝绸的流散是一段痛史。藏经洞被发现后，大量珍宝流失，其中就包括数以千计的丝绸文物。它们品类繁多，有锦、绫、罗、纱，有刺绣、夹缬、彩绘；形制多样，包括幡、帙、伞盖、绣像等。这些丝织品散落在国内外十多家机构，我们的目标是以学术经纬实现它们的“团圆”。

　　项目的推进依赖坚实的国际合作。1998年那次大英博物馆参观，让我结识了该馆麦嘉乐博士，此后敦煌丝绸把我们联系在一起。2003年，她正式邀我一同研究馆藏纺织品。2006年5月12日，麦嘉乐召集项目首次会议，联合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的同行，系统整理三馆所藏丝绸。团队研究了大英博物馆约250件完整纺织品及400余件残片，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200件织物，以及大英图书馆经卷相关纺织品。2007年，《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中英同步首发。

　　法藏卷的整理亦有收获。2007年，我们在法国吉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支持下，对其馆藏丝绸文物进行了记录和研究。吉美博物馆还专门邀请了一位纺织品修复师，对最后一批丝绸进行了处理。尽管法藏丝绸整体不如英藏精彩，但其中精美的幡与经帙提供了更完整的唐代纺织品实例，深化了我们对唐代纺织的认知。

　　俄罗斯的寻访经历尤为难忘。2006年夏天，我辗转抵达圣彼得堡，初见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敦煌丝绸时欣喜难抑。2007年秋，借莫斯科“丝国之路”展览之机，我们与该馆启动俄藏卷项目。这些丝绸数量虽少，却是馆内仅有的中国唐代纺织品，且含塔吉克斯坦等丝路沿途出土织品，意义重大。

　　国内整理成果同样丰硕。旅顺博物馆的藏品中，代表盛唐染织最高水平的夹缬丝绸尤为突出。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则使我们接触到莫高窟北区出土织物。这些文物早至北朝，以蒙元时期为主，为藏经洞研究补充了关键依据。

　　文物修复是让研究“活起来”的核心。2013年5月，我们启动敦煌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分析纤维、染料，并复原图案与形制。同年末，“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展在杭州开幕，展出62件北朝至元代文物。当樊锦诗先生看到破碎丝绸被修复时，连声赞叹：“这才是让文物活起来！”

　　2006至2021年，我们陆续出版了英、法、俄、旅顺、敦煌五卷《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不过仍有遗珠散落印度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新残片亦现，故续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研究卷》，为18年整理工作暂画句号。

　　基于这些工作，我们构想更宏大的中国丝绸艺术全球谱系。2022年，“中国丝绸艺术大系”项目启动，计划10年内联合全球80余家机构，出版100卷图录，构建最全面的丝绸文物档案。目前已与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国内外50余家博物馆和收藏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旨在建立文物“数字身份”，推动工艺复原与人才培养，让千年丝线焕发新生。

　　文物守护之路，从来不是独行。那些在库房里沉睡千年的丝绸，通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正在重新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我从事中国丝绸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已有四十多年，这段历程也许只是丝绸研究长河中的一滴水，但我相信，正是这些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文明互鉴的大海。

　　（本报记者谭华、李苑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