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常勾践居何处：越国古都寻踪

　　近几年来，随着关于先秦越国的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春秋战国之交越国鼎盛时期绍兴都城的“前世今生”获得更多关注。越国在凭借绍兴都城勃然而兴、“四分天下而有之”（《墨子·非攻下》）之前，是不是还有更早的都城，以及绍兴都城的建筑是否受到其影响等问题，再次进入文化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视野。

越国绍兴都城前的都城诸说

　　先秦《左传》与《国语·吴语》及《越语》，两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与《越绝书》《吴越春秋》，近年新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系年》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越公其事》（中西书局2011、2017年版），构成今人解读越国兴衰史的基本文献体系。

　　关于越国都城问题，以《越绝书》《吴越春秋》两部专题史的记载最为翔实。《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记载：

　　越王勾践臣吴至归越，勾践七年也。百姓拜之于道，……王曰：“寡人不慎天教，无德于民，今劳万姓拥于岐路，将何德化以报国人？”顾谓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时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国，何如？”……范蠡进曰：“异哉，大王之择日也！王当疾趋，车驰人走。”越王策马飞舆，遂复宫阙。……

　　越王谓范蠡曰：“……今欲定国立城，……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国，古公营城周雒，威折万里，德致八极，岂直欲破强敌收邻国乎？”……范蠡曰：“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国树都（宋末徐天祜注：“欲”下当有“立”字），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

　　这段文字提到的“勾践七年”即公元前490年。我们因此说，绍兴古城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越国建此都城时战略考量深远，不仅要服务于其时“破强敌收邻国”的军政需要，还期望其具有虞、夏、商、周建都一样的“威折万里，德致八极”长远效应。其建都规划思想极为先进，不仅选址科学，“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以便成为畅通四方的交通枢纽，而且“筑城立郭”，内而“小城”（即宫城，又称“勾践小城”），外而“外郭”（即郭城，又称“山阴大城”），外郭“分设里闾”，功能区完整、结构合理。以上文字同时说明，越王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俘虏归来，在“百姓拜之于道”的欢呼中暂作停留，认真挑选日期后才“策马飞舆，遂复宫阙”。这就是说，在越国新建绍兴都城之前，在勾践及其父允常与吴王阖闾、夫差父子进行持续战略较量期间，越国原来是存在“宫阙”的，也就是绍兴都城之前的越国都城。

　　越国兴衰以及越国都城的过往，曾引起一代代学者的关注。在前人文献和新的考古发现基础上，关于越国绍兴都城之前的都城（以下简称越国前都），学界曾有多种说法。按所说去绍兴都城的距离由近而远分类，有绍兴古城西南平水镇“平阳”说、平水镇“上下塘之间”说，有属现绍兴市行政区南部的诸暨市“勾乘”说、“埤中”说和“大部”说，有处于现绍兴市行政区之外的浙北“武康（德清）”说、“安吉”说，以及“皖南”说、闽北“武夷山”说，还有“汉江流域”说、“湖南”说等。以上说法中认为越国前都处于绍兴市行政区之外的说法，部分出于罗香林、童书业等早期历史学家的推测，部分出于张勄、林华东等当代考古学者的论证，还有部分出于地方文化爱好者对前人的发挥。如张勄主编《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曾梳理历史时期越国都城迁徙轨迹，以“商代至西周早期的典型越式青铜器在湘江流域时有出土”、皖南屯溪“弈棋村曾发掘过8座大型越国贵族墓”和“安吉的九龙山下发现越国的大型城址”，而得出“湘江流域可能为古越族的活动中心”“西周中晚期越国的都城大致在安徽的屯溪一带”“春秋中晚期越国的都城可能在浙江的安吉”等看法（文物出版社2007）。实际上，所谓的“典型越式青铜器”并不为先秦越国的主体民族“于越”所独有，“越国贵族墓”“越国的大型城址”也可能是越国都城之外的政治中心或军事要塞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所有处于现绍兴市行政区域之外的越国前都诸说法，都与《越绝书》的一条记载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世传（即今本，《越绝书》现存最早版本是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刊本；《吴越春秋》现存最早版本是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刊本）《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

　　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勾践徙治山北。

　　这段记载明言，在新筑位于会稽山北麓的绍兴都城之前，越国前都位于绍兴都城的南面，一千多年未变；越国绍兴都城是新筑，也是固有都城的迁徙。以当时吴越关系来看，越国被吴所败并臣属之际，越王勾践要将都城从浙北德清或安吉或皖南等其他地方迁到绍兴古城，距离太过遥远且极为劳师动众，在越国战败之际此举既缺乏人力、物力保障，又会引起吴国的警惕。

诸暨古都诸说的底蕴所在

　　诸暨境内的越国前都推测，有“句乘”说、“埤中”说、“大部”说以及笼统的“诸暨”说等。从文献资料来考察，南宋《嘉泰会稽志》卷九载：“句乘山，在（诸暨）县南五十里。《旧经》云：勾践所都也。”明《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句乘山在（诸暨）县南五十里义乌界。……山南旧有句无亭，北十五里有千秋桥、万岁桥，相传勾践曾栖于此。”是为“句乘”说的由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则云：“《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南朝孔灵符《会稽记》也载：“诸暨东北一百七里有越古城，越之中叶，在此为都，离宫别馆，遗基尚在。”是为“埤中”说的根据。又如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所云：“诸暨东北一百七里大部乡有古越城，周围三里。《地记》云，越之中叶，在此为都。”是为“大部”说的出处。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诸暨县”条则概述：“界有暨浦、诸山，因以为名，越王允常所居。”《旧唐书·地理志》“诸暨县”条：“越王允常所都。”《嘉泰会稽志》卷十二：“诸暨县本越王允常所都。”由“允常所居”而“允常所都”，“诸暨”说由此产生。当代学者中，较早拈出《水经注·渐江水》记载的是陈桥驿先生《绍兴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劳伯敏先生复撰文证明，“埤中”作为越王允常的都城，在今诸暨北境阮市至柁山坞一带、“浩渺的白塔湖”边（《句无·埤中和“勾践之航”》，《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有人进而提出，商周时越国建都的大部和埤中处在诸暨枫桥江流域，“大部是界于山湖之间的枫桥”（陈炳荣《枫桥史志》）。2010年，孟文镛重申越王允常都城在阮市至柁山坞一带的看法（《越国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朱再康等更是合作推出一部大书，将诸暨古都诸说串珠成链，“越国先后在诸暨境内的埤中、大部、句乘三地建立过都城”，其中，夏末“无余受封于越定都埤中”，即今阮市至柁山坞一带；“大部建都的时间是越之中叶”“商末周初”，大部在今枫桥镇一带；方志诸暨县南五十里的“句乘是越王勾践在诸暨的都城所在”“在建都句乘期间，允常和勾践父子掀开了吴越战争的大幕”（《越国古都诸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以上诸暨古都诸说的来源文献，最早者距离越王勾践时代也有约千年之久，况且古籍文献常存在夺文、衍文、错文现象，其记载可靠性理应审慎对待。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曾撰文直言批评句乘山越国都城说，并疏检文献指出，很多说法都是从《水经注》“诸暨北界”云云演变而来，到了宋代，又从此引申出方志中《旧经》句乘山“勾践所都”文字，“这种引申全无早期史籍根据”（《勾践国都勾乘山献疑》，《义乌方志》2007年第2期）。任桂全也分析指出，“越王都埤中”说非《水经注》原文或原意；所谓“埤中”，“据说在地处会稽山之西的今诸暨境内店口、阮市一带”，如果成立，《越绝书》中“勾践应该是‘徙治山西〔东〕’，而不是‘徒治山北’了”（《绍兴城市史》〔先秦至北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朱再康等还对诸暨境内越国都城的先后和方位进行铺排，如若此说成立，越国千余年间的都城乃一路向南，最终离绍兴都城已隔崇山峻岭约一两百里。如此地形地貌之下，越王勾践从吴归来时，如何能够面对“万姓拥于岐路”以及“策马飞舆，遂复宫阙”？又如何能够在艰危万状的情况下，跨越一两百里崇山峻岭将都城“徙治山北”？

　　从考古发现来看，阮市柁山坞、枫桥以及诸暨、义乌交界处，至今未出土越国青铜器，亦未发现越国贵族墓群；论者侈言的少数印纹硬陶、原始瓷不足为据，那是集中出土于越国绍兴都城附近，亦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之物。从地理上来看，诸暨境内浦阳江沿线历代水患频仍，被视为不适合建筑大城，直至明万历年间刘光复多年大力整治水利，才形成“浩渺的白塔湖”等安宁景象。“大部”指西南出绍兴古城约三十里的漓渚镇“大步”村，该村小步自然村螭山发现多座越国墓葬，形制和规模都接近印山越王陵（在其东面仅约十里）的倒骑垅越国贵族墓、猪肉岙越国贵族墓，并出土多件越国玉器和青铜器，包括带有王权象征意义的“戉王”玉石矛和青铜鸠杖。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漓渚又作蠡驻，为昔时范蠡常驻之地”（《螭阳志》等），推测“大步”村当为越国绍兴都城外的越王行宫所在。

平水“平阳”说和“上下塘之间”说

　　今本《越绝书》载勾践迁都绍兴前，“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水经注·渐江水》又载：“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所以，有人认为，“秦余望”就是地处绍兴古城正南四十里、秦始皇登临以望东海因而得名的“秦望山”，那里有越王无余创建的越国最古都城，可称“嶕岘大城”。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又载：“《越绝记》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会稽山，方志都载“在府城东南十二里”，就是今绍兴古城东南郊外、大禹陵所在的狭义会稽山（广义会稽山指整个会稽山脉）。总之，越国绍兴都城之前的都城，不是在其正南四十里的秦望山南，就是在其东南十余里的会稽山南。因此，大家在绍兴古城之南搜寻，在方志所载“府城东南三十五里”平水一带（古平水关市，今平水镇），找到一南一北两个地方，形成越国前都的平水“平阳”说和“上下塘之间”说。

　　“平阳”说，指今平水镇南十多里、若耶溪上游附近的平阳村是越王无余都城所在。此说首见明末清初学者毛奇龄《西河集·重修平阳寺大殿募疏序》：“平阳即平原也，相传其地在平水之北，以水北曰阳，故名平阳。越王勾践尝都之。……清兴，弘觉大师者受世祖章皇帝之诏，卓锡平阳，构御书楼于上方，而恢大其基，名平阳寺。”尽管此文未交代“越王勾践尝都之”的根据，但此说仍被陈桥驿、林华东等所采信或引用。而娄如松先生援引晚清平步青的考辨指出，《重修平阳寺大殿募疏序》是“赝鼎”之作，不是毛奇龄的作品，文中说平阳在“平水之北”，显然也搞错了方向，“因为平阳在平水西南十多里的山中”（《绍兴市志娄校》，群言出版社2007）。实际上，平阳村一带一直无考古发现，地貌亦完全不合都城的规制。《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但平阳海拔71米，仅有落差大、水流小的两条涧溪曲折北下，通向若耶溪。《康熙会稽县志》卷三“平阳山”条，按从北往南、从下游往上游的视线载：“平阳距郡五十里而遥。舟进石岐山，溯若耶溪流，千回百折；又进三十里而进横山之下，则钓台见焉。刘青田所谓‘一尖昂锁不容针’，朱晦庵所谓‘石陇横起，形似双象交鼻者’是也。”可见，平阳不过是一高山缝隙中的钓台式孤悬之地。

　　平水“上下塘之间”说，由考古研究者葛国庆先生基于长期的实地踏勘提出，认为会稽山以南，今平水镇政府以北，若耶溪以东，北“上塘”、南“下塘”两地名之间的盆地，是越王无余的“嶕岘大城”所在。归纳其文，证据有四：其一，地貌完全吻合。在会稽山南的山麓冲积扇小平原中，西邻若耶溪，南北长约3公里排列有19个大小不等的小山包，形成一“小而高”“岭上平”的狭长山岭；山岭南端紧偎大山，北端临若耶溪处有一约200米长的缺口，由此缺口向东，是一个十分开阔、地势坦荡的山湾盆地，十分贴近《水经注》“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描述。塘者，堤也，上塘、下塘两地名所在残存城郭外围的防御工事痕迹。其二，地理环境理想。盆地近水路，大舟小船经若耶溪可直航出入海域，十分方便；这里傍山，地高海拔8米左右，潮汐未能至，“嶕岘岭”门一守，亦无外患；内有平原、坡谷与山岙，欲居、欲植、欲猎尽可随心。总之，是古人建城立廓的理想之地。其三，当地越国遗存遗迹众多。一是上塘、下塘本区及附近曾出土大量商、周时期文物，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印纹硬陶、原始瓷等。二是这一带发现了大量越国墓葬特别是王侯级墓葬。其四，地名和文献记载表明，这里是越国国工冶铸集中地，与之后建成的山阴大城一线，是当时人口稠密，工、农、商繁荣的热土。《越绝书》所言“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见于文献、保存至今的“铸铺岙”“上灶”“中灶”“下灶”等地名，均在这一线。《康熙会稽县志·会稽山图》亦“在大禹陵所在的会稽山主峰正南位置，清楚标有‘越王旧城’四字”（《越国故都嶕岘大城今地考》，《2002绍兴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越国故都新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我们认为，这是关于越国早期都城位置的较为合理、审慎的考辨。

“若耶古都”说的提出

　　这一带近年又发现更多越国贵族墓。2013年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绍兴越国贵族墓群”11座越国贵族墓，10座都分布在这一带，包括：位于下塘以北1.5公里左右的宋家山越国贵族墓、庙前山越国贵族墓，位于下塘以北约5公里的将台山越国贵族墓（绍兴市柯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档案资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绍兴越国贵族墓群”基本状况描述》）。不久，在下塘以北3～4公里、若耶溪两岸，又发现陆家岙越国贵族墓、大龙山越国贵族墓等6座越国贵族墓，出土玉璜、玉玦、玉剑、玉戈和大量印纹硬陶、原始瓷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绍兴越墓》，文物出版社2016）。2018至2019年又在嶕岘岭南端、平水镇东桃村杨滩自然村小岙山坡，发现21座越国贵族墓，其中，编号为M88者等级极高，四边是青膏泥，围绕主墓有7座陪葬墓及陪葬坑。

　　更广范围内更多考古发现，提醒我们应该对会稽山南的地形地貌和文化积淀进行更开阔、更深入的考察。

　　上塘、下塘所在，今平水镇五星村和桃园村，基本是一个南边底约1.6公里、北边底约2.7公里、高约1公里的梯形盆地。北边底是山地、平原和河谷交错的半开放地带，由此往北，今平水镇剑灶村、下灶村、四丰村、会稽村和西湖桥村范围，是一个更大的长方形盆地，面积约为上述盆地的三倍半。这个大盆地的东部靠山，从南向北有“上灶”“中灶”“下灶”等地名（20世纪曾在这里设置上灶镇、上灶乡、下灶乡）。葛国庆先生承方志与欧冶子相关的记载（如《万历绍兴府志》卷八载，“世传欧冶子铸剑，更此三灶而后成”），把“三灶”看作越国冶铸宝剑和农工具集中地，目前看是有问题的。下塘北2公里若耶溪对岸有“铸铺岙”村，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确是越国大型冶铸作坊所在。越国无必要也不可能在铸铺岙大型冶铸作坊以外又在“三灶”这一大片范围内设置另一个冶铸基地。欧冶子仅是一个春秋战国之交传说人物，相关记载广泛见于江、浙、闽等多省方志，均不能作为有效实证。上灶、中灶、下灶并非实在炉冶之灶。晋崔豹《古今注》卷上载：“汉制，兵吏五人一户灶，置一伯，故户伯，亦曰火伯，以为一灶之主也。汉诸公行，则户伯率其伍以导引也。”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所载同。明代史学名家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三所载略异：“汉制，兵吏五人一户一灶，每灶四，直（置）一伯，故曰户伯，又曰大伯。”可见，汉代都城有“灶”这样的军伍管理单位，其头领是“一灶之主”，管理、指挥的兵吏有五人或二十人，职能是导引、拱卫诸王公的出行。汉代都城既有“灶”军伍管理单位，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上灶”“中灶”“下灶”亦很可能是早期越国都城的类似军政建制。再看这个大盆地北半部，从下灶往北首先是一座大山，叫“花马山”；花马山向东北延伸至盆地东北角，有座大山叫“将台山”；从将台山往北，是长而平直的盆地北缘，外有一长列大山，东部旗峰村北面大山叫“旗峰山”，西部接近若耶溪处大山叫“狮子山”，又叫“外王山”，山麓还有“外王溇”地名。这些地名大多有浓厚的军事意味，民间也有主帅于此点将练兵的世代相传说法。由这里往北，还有“樵风泾”与“浪港”古地名。《嘉泰会稽志》卷十引《旧经》交代，东汉名臣郑弘少时常经若耶溪往会稽山南采樵，曾向神人许愿，“常患若耶溪载薪为难，愿朝南风，暮北风”，神人感其勤劳允之，“后果然，世号樵风”。同卷又载：“浪港，在县东南二十里樵风泾之北，天无风亦常有浪。”根据古地理学的研究，越国时期海平面比现代高约1.5米。因此，此二地名背后的实质内涵是：越国时期，若耶溪出会稽山前下游水面比现代高不少，也较之现代离杭州湾更近，无风也有大浪，故有“浪港”之名；若耶溪上游来水较多、汇潴难泄时，常与海潮直接相连，海潮早涨晚退固定起伏，对于生活在这一带的民众来说等同于早北风、晚南风，正好与他们的乘溪北出樵薪等生活需求相抵触，于是才有了朝南暮北的期盼。

　　将两盆地的大小、位置加以比较，并统观上塘、下塘等“二塘”，上灶、中灶、下灶等“三灶”，以及花马山、将台山、旗峰山、狮子山等“四山”和“樵风泾”“浪港”等地名，对民间传说细加甄别，我们认为：上塘、下塘所在的较小盆地，是越国前都的内城（宫城）；上灶、中灶、下灶直至外王村、外王溇所在的大盆地，是其外郭。大盆地的南半部，上灶、中灶、下灶所在位置又居于内城的外北侧和外郭的内南侧，正好可以承担扈从王公、拱卫内城和弹压外郭的职责；其北半部东面，花马山、将台山下有面积不小的平原，当是外郭驻守军伍的训练地；北半部正北旗峰山、狮子山，是这个外郭的天然城墙；“外王山”“外王溇”之“外王”，按至今犹存越语地名构词法，应是“出此即为王城之外”的意思。内城和外郭合在一起，可称为“若耶古都”，这也是“嶕岘大城”之“大”的真正所在。

小结

　　若耶古都外有若耶溪，内城有寒溪、樵坞溪，外郭有上灶江、下灶溪、石旗湖，水源丰富；大部分地方是开阔的平原和缓坡旱地，耕地面积约在14～20平方千米，粮源充沛；这里北可经若耶溪至会稽山南沿海沼泽台地甚至海上，南可接纳诸暨和金华、衢州之民从若耶溪上游而来（明代依然如此），交通位置优越。若耶古都拥有独特的资源和地理优势，这是它能成为一千多年间越国前都的关键。

　　若推测成立，则若耶古都在越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一，越国后来建筑绍兴都城，采取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相结合的模式，当是继承了若耶古都的历史经验。若耶古都是内城、外郭相连南北向，绍兴都城呈西东向，但都凭山而建。若耶古都内外均有贵族墓地，绍兴都城亦部分继承（从最新考古发现来看，不仅越国内城所依靠的山顶有文种墓，山北也有贵族墓）。归根到底，越国将都城从会稽山南迁到会稽山北建设绍兴都城，是走出若耶溪上游的低海拔山间盆地，跨向若耶溪下游海拔相对更高更开阔的滨海台地。其二，越国灭吴之后移都姑苏，为称霸中原又北上迁都琅琊，但近年的研究揭示，越国在公元前473年后的约百年鼎盛时期内实为绍兴、姑苏、琅琊、若耶四都并存格局，若耶古都并未废弃。若耶古都作为越国最古老的都城、重要的粮食基地，对建都绍兴以后的越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