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北上，南方党组织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广东地区党组织活动几乎陷入停滞，直到1936年北方局派薛尚实等到广东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中断数年之久的广东地区党组织活动才得以恢复。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又派张文彬南下主持广东工作，李克农负责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云广英负责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负责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党在华南地区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其后，关于华南地区党组织的任务与工作方针问题，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不同阶段、根据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局势，做出了不同规划和指导。中央多次派遣军政干部充实华南地区领导力量，甚至采取了派出主力部队南下的重大行动，华南地区党组织也多次派人到延安或重庆请示汇报。可以说，华南地区党的工作始终是在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精心指导之下进行的，是党的全盘战略和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11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即指示广东省委，指出今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任务是：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组织自卫军；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报告，分析了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指出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这个方针对相持阶段到来之后，中共抗日游击战争的未来发展方向做了全国性的布局，其中，华中和华南属于应该积极发展的两大区域。在华中，由于有新四军主力的表率作用和大批优秀中高级干部的领导作用，党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开创了全新局面。在华南，发展的基础和客观环境都与华北、华中有所不同：一方面，华南的大部分地方还是国统区，自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共在国统区总的方针是隐蔽、保存、巩固，以待时机。在沦陷区则是把握时机，积极发展，但受周边环境的制约与限制也相当大，在既没有主力部队作为主导力量，干部方面也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发展的困难确实较多。在抗战形势迅猛发展，优秀干部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仍多批次派遣相当数量的军政干部到华南工作，充实华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为进一步打开华南工作局面输送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北方局派薛尚实回粤工作算起，在广州沦陷前，有张云逸、云广英、张文彬、廖承志、王均予、黄文杰、李大林、张越霞、梁广等人。在广州沦陷后，有梁鸿钧、卢伟良、饶卫华、李觉民、李振亚、谢立全、庄田、林李明、覃威等人，他们大多承担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或重要骨干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任务，为党组织在华南的恢复和发展、为华南游击战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共中央对海南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一直对琼崖工作寄予厚望。海南沦陷之后，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就琼崖工作指示广东省委，指出冯白驹部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因在任何条件下，日本必占琼崖不退，在此情况下，冯白驹与琼崖特委应以全岛为对象，大力发展党，发展武装，发展民运，设法争取各县政权，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央还指示，广东省委对琼崖的做法应与广东的做法有区别，广东“应谨慎的干”，对琼崖“应放手的干”，最后达到驱逐一切汉奸反动势力，由共产党与进步派别领导全琼抗日。其后，中央又多次就海南工作作出指示，千方百计将电台设备运到冯白驹部，派遣李振亚、庄田等军事干部参与琼崖游击部队的领导指挥工作，要求设法打通从广州湾到海南的联络线。在琼崖纵队的电台损坏、失去联系之后，一再要求广东军政委员会与东江纵队设法与琼崖纵队取得联系。
二
1944年，日军发动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湘、桂、粤北的交通要道和多个重要城市陷于敌手，鉴于华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争取使党的力量和武装斗争在华南有一个大的发展。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东江纵队和琼崖游击部队的指示，指出华南即将大块沦陷，“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由于美英正在筹划从华南沿海发起对日反攻，华南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同时也将是一个有利的发展契机，“英美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的胜利，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时，则我华南根据地，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国部队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7月25日，中共中央又指示林平转广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敌“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出在延安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三五九旅一部，并带领上百名准备派遣到华南工作的干部，由王震、王首道率领挥师南下，最终目的是与东江纵队的北上部队会合，在粤赣湘桂创立五岭根据地，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部署。7月，毛泽东向王震布置任务时告诉他，“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随着豫湘桂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在湘、桂两省一败再败，日军一部沿西江、南路会攻广西，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大大减弱。根据形势变化，10月26日，中共中央嘱尹林平转广东临委、军政委，提出了加快步伐大力向西发展的计划。但不久，华南战局又有变化，日军在1944年12月大举进攻粤北，打通粤汉线，广东战时省会韶关沦陷，余汉谋部退往赣南。而琼崖日敌亦于此时加紧封锁和扫荡，东江部队与岛上的联络不易。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应投入更大力量向北发展，“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
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约五千人，于1944年11月9日从延安出发，经长途跋涉于1945年3月挺进至湘北平江一带与敌拉锯，对于下一步的进军方向，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告诫他们“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遵照中央的部署，到1945年8月，南下支队终于打到了广东南雄县境，进入五岭山区，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仅差百里路程。但恰在这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胜利，基于时局变化，南下支队北返延安。
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尤其是全民族抗战开始之后，党的事业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有经验、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既十分重视干部的教育培养，又十分重视干部的储备保护，特别是对在国统区干部的安全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国统区中共党组织的破坏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时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指出“因国民党决定逮捕所有被其特务已经发觉及正在发觉的共产党员”，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地方党必须即决心调动我们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党员，把他们送往新四军区域、延安或其他能够立足的安全地区去。要认真地决心地将党的力量有计划地隐蔽和撤退。1942年10月，广东军政委负责人尹林平回复周恩来，将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对保护干部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自1942年5月26日起，国民党特务在破坏了中共江西省组织后，又展开破坏粤北省委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行动。得到“南委事件”发生的消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6月8日即做出有关人员迅速撤离的指示，并做出了有关区域的党组织停止活动、切断联系的安排。对于事件中被捕的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与南方局委员廖承志，党中央十分关切他们的安危。1944年5月，毛泽东草拟了向国民党交涉的20条谈判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对在华南工作的干部，中央高度重视，一些工作能力突出的干部受到特别关注。1945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电报上批示“林平（尹林平）的历史、能力请查明告我，此人似很有办法”。抗战中后期，中央多次就华南工作发出专门指示，有许多是直接发给尹林平等人的指示电，印证了党中央对华南地区干部的关注和看重。
因为华南党组织工作的成绩以及这些成绩所具有的区域代表性和对内对外的良好政治影响，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曾生、王作尧、尹林平、冯白驹并告东江纵队和琼崖游击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指示，高度评价道，“自广州沦陷，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在1943年12月东江纵队宣告成立后，中共中央将华南游击队列入八路军、新四军之后又一支正规军，给予了华南游击队极高的荣誉。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朱德总司令在报告中多次提到华南抗日纵队，他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这是中国抗战的特点，其中解放区战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创造起来，并负起独特的作战责任的”。这无疑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华南抗日工作的肯定，亦是对中共华南党组织和华南游击纵队英勇作战的褒奖。
（作者：左双文，系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