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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孙盛列传》记载了七岁神童孙放的一段思想轶事。当被问及人生志向时，这位早慧的学童直言愿效法庄周，而非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这个回答看似童言无忌，实则深刻触及了魏晋时期思想界的核心命题——人能否洞悉自身天赋的所在？又能否超越这种与生俱来的限定呢？孙放对此有着超出年龄的清醒认知：“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生而知之的圣人境界不可企及，圣贤之间的鸿沟本质上无法逾越。这种对天赋界限的理性认识，构成了魏晋时期独特的人才观与人生观。我们可以在郭象的《庄子》注中追溯其源头。
性分与自然
天赋在郭象《庄子》注里的表述是“性分”。郭象特别重视以“性”这个外杂篇才出现的概念，来统摄歧异的《庄子》三十三篇全文，从而构建关于“性分”的哲学体系。这种理解方式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基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在郭象看来，每个生命个体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能力范围，这个范围既规定了发展的可能性，也标定了无法逾越的界限。这就是“性分”。
首先，性分是个体与生俱来的禀赋。郭象在《齐物论》注中对此有着精辟的阐述：“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这句话揭示了性分的基本特征——稳定性与不可变性。每个人的自然禀赋，在生命形成之时就已确定，终身不可更改。
通过细致分析郭象的注释语言，我们可以发现他频繁使用“至”“极”“内”“外”“表”等表示空间的词语来界定性分。这些术语共同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性分区间”概念——每个个体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性分，包括自然生命长度、智愚程度、做事能力大小，这是一个有着固定上下限的范围。正如《养生主》注所言：“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这种区间概念既不同于命定论的绝对束缚，也不同于无限可能论的盲目乐观，而是在承认界限的前提下，探讨如何在界限内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
其次，性分具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必然性。郭象在《达生》注中指出：“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性分源自于宇宙的终极真理，但是万物都处于“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状态。这一哲学洞察，将性分与“天”“命”“理”等概念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体的性分既是独特的、个性的，又是普遍的，皆源于一种至高的必然性——理。
性分意味着某些固有的、自然的规定性，最后汇聚成个体的一种必然命运。郭象所说的“自然”，并非指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原始状态，而是指合乎本性的发展过程。这为理解人事与天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郭象看来，只要顺应性分内在趋势发展，即使经过人为的引导和塑造，仍然属于自然的范畴。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打破了自然与人为的简单对立，为文明与天性的和谐共存提供了理论依据。
知足与志欲
《庄子·秋水》中北海若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这段话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人为改造是否都在破坏天性？“无以人灭天”是将天与人对立起来，认为人为必然损害自然。然而，郭象注却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思考维度。
郭象认为，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人为介入，而在于这种介入是否超出性分允许的范围。在《秋水》注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驱步失节，则天理灭矣。”牛可服、马可乘，这本是它们性分固有的可能性。因此，穿牛鼻、落马首只要适度，就仍在性分之内；唯有“驱走过度”才会泯灭天理。这一见解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承认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可能性，并将“适度”作为评判标准，而非简单否定一切人为干预。
“适度”的标准由性分区间决定。郭象通过讨论马的真性问题进一步阐释了“知足”真谛：“驽、骥各适于身而足。马之真性，非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无羡”是保持真性的关键。这里的“羡”字值得玩味，它不仅是指对财富、地位的渴望，更是对超出性分区间的追求。一匹安守本分的马，即使受到再多规训与改造，仍不失其真性；而一匹羡慕千里马的驽马，即便放任自由，也已迷失本性。
郭象对“志欲”的讨论尤为精彩。他认为，个体的志向和欲望必须与性分区间相匹配，否则就会导致生命的失衡。真正的知足不是拒斥一切欲求，而是欲求不超出自己性分区间的事物。郭象说：“有意治之，则不治矣。治之为善，斯不善也。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真正善于引导和调教马的伯乐，会因任不同马的性分。相反，苛求驽马的“过能之用”，不顾其性分，为它们树立成为骐骥的目标，这都引导驽马产生不合理的志欲，从而落得违背本性、疲惫不堪乃至于死亡的结果。
适性与圣人冶锻
“知足”意味着知道什么越出了自己的性分之外，但并不意味着知道如何“适性”。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万物可能呈现出三种不同状态：充分实现性分区间的“适性”，不充分实现但仍在本分内的“知足”，以及超出界限的“跂尚”。这种区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指导价值。对大多数人而言，“知足”已是难能可贵的境界，但这远非理想状态。郭象真正推崇的是“适性”——在性分区间内实现生命的最大可能。
但万物仅仅依靠自身并不能达到“适性”，郭象趁机为教化留出空间。他在《天道》注中说：“此言物各有性，教学之无益也。”这句话常被误解为否定教育价值，实则不然。郭象强调，教学无法改变性分的上下限，但可以防止个体半途而废，帮助其达到性分区间的上限，实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郭象特别关注同类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他在《大宗师》注中指出：“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耳。”这一观点打破了将自然与人为简单对立的思维定式。在郭象看来，适当的“冶锻”——即外在的教化与引导——不仅不违背自然，反而是实现自然的重要途径。这种“冶锻”需要圣人的指引，因为普通人往往难以自知其性分的上限。
郭象对圣人角色的界定与儒家传统有着显著区别。在《缮性》注中，他阐述道：“圣人无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圣也。圣能任世之自得耳，岂能使世得圣哉？”真正的圣人不是按照统一标准改造所有人，而是帮助每个人达到天赋极限。前述孙放就知道自己的性分区间上限，成为庄周那样的理想人物，比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更符合他的本性。
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是郭象对“自知”与“他知”关系的论述。他认为，万物往往不能明确知晓自己性分的上限：“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这种对认知局限性的承认，既避免了狂妄自大，也为接受指引留下了空间。圣人能够感知到万物性分的界限，但采取“论而不议”的态度，避免引导万物追求性分之外的事物。这种谨慎态度体现了对个体发展规律的尊重，也展现了其教育智慧。
因着对于性分的认识，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九品论人且明确了各品的资分及其成因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将“性各有分”的理论具体化，尽管在后世因其僵化执行而备受诟病，但其背后的哲学思考——对个体差异的承认与尊重，仍具有意义。
郭象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既不鼓吹无限可能的盲目乐观，也不陷入命定论的消极悲观，而是在承认界限的前提下，探讨如何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知足”帮助我们避免因盲目追求而带来的痛苦，“适性”鼓励我们在本分范围内追求卓越。这种思想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既要有认清界限的智慧，又要有尽力而为的勇气。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这种在个体与宇宙、自由与限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平衡，显得尤为珍贵。
（作者：王淇，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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