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报道】
新见文物丰富了史学研究的素材库，是深入研究的利器。自光明日报开展“昆仑石刻”学术争鸣以来，“秦刻石”与其他文献的参照互证，备受学者重视。目前，秦朝制度史研究的诸多细节空白得以填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近年来对出土简牍的研究已可见秦代制度的完备性、灵活性与优越性，‘秦刻石’更直观体现了秦朝中央集权制度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影响力。”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博凯认为，刻石铭文以秦篆刻于羌人聚居地，作为书同文的制度成果，秦篆藉此传播至秦统治区外，表明秦朝文化统一政策的辐射力已超越政治管辖的地理边界。此外，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可知，寻访仙药是全国性活动，“秦刻石”所代表的西行采药路线，路程遥远、深入外域，离不开中央集权制度强大的资源调度和组织能力，成为探究秦制在资源调动上的系统性与灵活性的有力参考。
“不同于海洋方向由方士主导的采药活动，‘秦刻石’所记采药活动由军功爵制下的五大夫领队。这体现了秦始皇晚年寻药的急迫性和对方士的不信任，更说明他对西部地理交通艰险的充分认识。”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丁佳伟介绍，“五大夫爵在秦的军功爵制体系中居于高位，以五大夫领兵出征在秦的兼并统一战争中多次出现。反映了此次采药活动的制度保障和军事开拓色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智涌结合相关研究认为，五大夫翳刻石记录采药行程与地点，可能是为应对规定时间内抵达目的地、完成采药任务的要求，作为减免罪责或考核履职的实物凭证，可与文献中的有关记载相参照，为秦代严格的监管及问责制度提供佐证。
（本报记者 陈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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