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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赈灾救灾活动于民国时期开始全面进入近代化的重要转型阶段。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各项实业建设中功能最为重要、成效最为明显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救灾或赈灾活动而言，交通体系的作用与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其中的关键部分包括救灾信息之传达与传播、救灾政策之发布与宣传、救灾活动之组织与协调、救灾物资的转运以及灾民的运送等。救灾赈灾活动之要务在于在最短的时间里尽最大可能纾解灾民之苦难，挽救灾民的生命与财产。效率与时间是其关键，而交通建设的要旨也在于增进效率与节约时间，因而对赈灾救灾活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绥远省为民国时期新组建的省级政区单位，民国时期绥远地区交通体系处于全面调整与重建的过程中。绥远地区交通体系对于中国边疆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具有重大商业价值，其交通体系建设成效在该地区救灾赈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全国范围而言，民国时期绥远地区交通体系的建设具有代表性，研究总结绥远地区交通体系的建设历程与经验，探讨其在赈灾活动中的作用与贡献，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近代以来政治、经济与社会互动发展的认识。
近代绥远地区交通网络之转型与构建
民国时期绥远省之建立，基本上承继了清代山西归绥道的地域范围。该省处于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其交通体系对于边疆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居于南北经贸往来的主要通道，商业价值重大。近代以前，绥远地区的交通状况可谓落后。茫茫大漠，水泉缺乏，造成往来交通的巨大障碍。因此，在近代绥远地区社会经济建设中，交通建设具有重要性与迫切性。
清末民初当地的传统交通系统主要由驿站组成，而近代邮政及电信业的出现成为一个亮点。据相关记载：“邮电路：即邮政电线所行之路……约千八百余里，除官道以外，即以此路为最大，名曰达尔罕帀木大道。近来茶商运货多取道于此。”可见，民国时期绥远地区之交通体系建设，既延续与发展了传统时代的基本设施，又有近现代交通设施的加入。成书于民国十年（1921年）的《河套新编》卷十三《河套交通调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以河套地区为代表的绥远交通之面貌，其调查的主要内容有：台站，即原驿道系统；道路，主要包括往河套之路、河套周回之路、河套内之道路；津渡，主要指黄河津渡；电信，主要指电报；邮政，主要指通信之邮政局；铁道，主要指京绥铁道；汽车，主要指西北车公司；此外还有骡车、驼、台车、帆船、革筏、汽船等（《河套新编》卷十三《河套交通调查记》，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201~241页）。这种交通归类统计虽并不十分科学合理，但我们可由此较为全面地了解当时实际交通系统之多样构成。
当时，铁路（火车）、公路（汽车）、航空（飞机）等近代化交通设施已开始被不同程度纳入绥远地区交通体系建设中。铁路建设为近代工业化交通之标志，绥远地区铁路网建设的核心是平绥铁路。作为横贯绥远地区之铁路干线，平绥铁路对中国北方交通体系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平绥路为吾国唯一之国有铁路……长凡八百一十六公里，分六十三站，在本省境内长三百九十八公里，有二十六站”（《绥远通志稿》第十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本路全线蜿蜒冀、察、晋、绥四省，沟通新、蒙边疆，为我国西北交通惟一之干线，益以全线建筑，不假外才，不借外资，尤为我们最有价值之铁路”（《绥远通志稿》第十册，第32页）。铁路的建设对于沿线诸县交通建设而言是重大事件：举凡西北出产之杂粮、皮毛、牲畜、药材、盐碱，以及内地之茶、糖、布匹、杂货，均可由此路转输（《绥远通志稿》第十册，第7页）。
以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公路建设，同样是绥远地区近代交通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省陆路交通之有汽车也，盖始于西北汽车公司。民国八、九年间，为归绥大盛魁各号招集商股所创办。筑址购车，以发展西北商运为职志”。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汽车和公路之优势十分明显，“凡非常之征调，紧急之挽输，临时之集合，皆惟汽车路是赖焉”（《绥远通志稿》第十册，第43~45页）。
此外，当时已有“空路”（即航空路线）出现。据县志资料记载，民国时期绥远部分县域已开通航空交通。如《萨拉齐县志》卷六记载：“（航空公司商用机业）在京包线开航载客……航程约五小时，每周航行三天。”（《萨拉齐县志》卷六，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页）
民国时人于“交通”之理解与今天有所不同。将邮政（包括电话、电信等）纳入交通体系建设范畴，可谓一个重要特征。如《临河县志》卷中《交通纪略》称：“地方交通有四大政：曰邮，曰电，曰道路，曰轮船。”（《临河县志》卷中，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227页）下列交通类型名目有：一曰邮政，二曰电政，三曰路政，四曰航政。《包头市志》卷二《地理志》下“交通篇”包括：邮便、电信、铁路、驼路、水路。《归绥县志·经政志》有“交通篇”，下列有邮政、电政、路政等三大部分。
在传统邮政事业之外，电话、电信实为近现代通信行业的重大发明与进步。关于清代末年的邮政建设情况，《绥远通志稿·邮政篇》称：“邮政制度，创自欧西。我国仿行乃在清光绪戊戌政变后，特设邮传部于京师。以司路、电、邮、航之政。既又于京设总邮务司，按事繁简，区分等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本省之归化旧城、绥远新城二处各设邮寄代办所，是为绥远通邮之始。”（《绥远通志稿》第九册，第680页）此外，还有技术含量更高、网络联系功能更强的电信系统建设，包括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城市电话、长途电话等也开始逐步发展。“以绥远幅员广阔，交通梗阻，传达军政消息，端赖电报”（《绥远通志稿》第九册，第716页）。
交通体系在近代绥远地区赈灾救灾中的作用与贡献
就自然地理状况而言，绥远地区农业开发与粮食生产的条件并不优越，民国时期该地各种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十分严重。例如，“（民国）十五年，绥境全年苦旱”（《绥远通志稿》第九册，第52页）。“自民国二十四年冬之大雪成灾，至去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之风雪继续肆虐后，蒙人之牧畜经济，大受打击，尤以牧羊为主者，损失愈大”（《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中公旗调查报告》，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448页）。此外，清末民初以来，绥远地区赈灾事业的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更显迫切。“比年生齿日繁，登收日歉，悉索日敝，储蓄日竭，一遇水旱偏灾，每患补苴之乏术”（《临河县志·荒政纪略》）。
民国时期的赈灾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即从传统的官方主持的赈灾方式，转变为官方与民间赈灾共同合作，而这些活动都少不了交通体系的协助与参与，尤其体现在难民的运送与救灾物资的运输上。如民国十七年（1928年），绥远地区天灾、人祸齐降，民不聊生。当时灾荒产生的最大社会问题便是大量难民的出现。转运难民成为各次赈灾活动的一大挑战，从“省府以各难民流落异乡，欲归不得，情殊可悯，应准用运粮返回之车，送回北平”（《绥远通志稿》第九册，第126页）等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赈灾物资的转运也是影响赈灾活动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各种赈灾组织通过铁路等交通方式运输与发放赈灾物资，如“民国十六年四月，赈灾救济会分拨的救济物资有：计归绥县领免费粮六百二十石，萨拉齐县六百八十三石四斗八升，包头县五百三十六石四斗五升……共拨赈粮三千二百八十石。”“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北平督办山东赈务处捐助绥赈红粮三千包”（参见《绥远通志稿》第九册“赈务篇”）。而如此大量征集与发放赈灾物资，交通部门的协助是重要保证。绥远赈务会为此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放赈办法：“其放赈办法，领到粮食，除通火车地方，由都统署令运输处拨车挂运外，其他县局，均自行筹务车辆，来绥起运。前后两次，发放粮款，悉由赈务处、救济会派监放员，会同地方官绅，查明实系被灾极贫之户，按册确实散放，各监放员亦均遴委各地方分正士绅充任，酌发路费，不支薪。”（《绥远通志稿》第九册，第57页）
比较近代各种交通工具，铁路的效率与能力无疑最强，在人员运送与货物运输方面表现也最为突出。平绥铁路在救灾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绥远通志稿》所载《本路历年载运客货数目比较表》，1928年、1929年、1930年每年运送的客员人数分别为782830人、956584人、978508人。时值灾荒之年，这些旅客中间应有不少逃难人员。时人评价：“又本路对于灾赈亦多帮助。如灾民之迁徙，予以免费迅速运送。灾区赈粮、赈品之大量运输，亦定有免费或半价之办法。绥远民国十七、八年，全省大祲，办理赈务，由省外购运粮食，深得本路之热忱协助。绥人迄今称道弗谖云。”（《绥远通志稿》第十册，第16~17页）
由于灾情严重，救灾物资数量庞大，当时事实上形成了各种运输工具的“总动员”与“大联动”。紧急关头，绥远军政部门甚至动用了军用车辆，助力灾民与赈灾物资的转输，绥远运输部门积极配合，救助灾情，灾情结束后也得到了人们的赞扬：“历年办赈购粮，以（民国）十八年春、夏为尤多。先后请准绥赈运输约四千九百余吨。其中有各处慈善团体运绥办赈之粮，亦由赈务会采运员协助起运。而平绥各站员司亦能忻合无间，运输及期，裨益于赈务者甚大，其勤劳亦有足多者。”（《绥远通志稿》第九册，第128~129页）
人口变迁同样应是我们观察当时自然灾害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1927—1929年，绥远地区遭受空前大旱灾，引起当地人口大范围流移。但是，我们根据不同来源的绥远地区历史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当时绥远的人口非但没有陡然下降，且仍有不断增加之势。可以说，数年严重灾荒对绥远地区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过于严重的影响，这是传统时代救灾赈灾活动难以实现的，而这应该也与当时交通运输体系较为发达、赈灾减灾效果显著有着一定联系。
关于民国时期绥远地区赈灾工作的评价，华洋义赈会报告曾经称赞：“以绥远办赈成绩，许为各国之冠。”（《绥远通志稿》第9册，第151页）《萨拉齐县志》中也总结道：“总纪以上荒灾，以民（国）十八（年）为奇重，而死亡人数反较往昔为少，一则交通便利，易于行动；一则人情、社会两相活跃，不甘忍守饿乡，僵死田野。”（《萨拉齐县志》卷十六，第780页）
中国救灾赈灾事业的近代化转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层面的救灾与赈灾活动不可能是独立或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认知水平紧密关联的。其中，交通体系建设的近代化，直接构建了赈灾与救灾活动近代化的前提与基础。作为移民开发地区，近代绥远地区的交通体系建设具有一定先天有利条件与特殊性，在各种因素促进下，绥远地区近代交通体系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在救灾救荒工作中作出了较大贡献，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便利的交通，是中国救灾事业近代化的重要助力因素。
（作者：安介生，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