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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于罗马城铜柱上的奥古斯都的功德，是罗马元首制创立者屋大维生前留下的自述，更是一部精心撰述的帝国叙事。这份以第一人称撰写的功德，是以帝国自身为主体的叙事，不同于后代对罗马帝国进行反观、分析和重塑后的再叙事，为我们理解罗马帝国提供了独特的文本与视角。通过剖析碑铭内容，能够窥探奥古斯都如何通过对自身功绩的叙述，构建一套关于罗马帝国形象、塑造帝国合法性以及传递帝国价值观念的系统性叙事。
奥古斯都的政治叙事是共和传统外衣下的帝制话语。他在碑铭中首先宣扬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将自己塑造成共和体制的捍卫者。反复强调拒绝接受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的“独裁官职”“终身执政官”，拒绝独自全权负责法律及道德事务的督导，拒绝取代在世同僚之位而担任大祭司，将国务转交到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仲裁之下。但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如夸耀出任元首已40年、13次出任执政官、拥有37年的保民官权、曾21次被敬称为“最高统帅”、经一致同意“掌控所有事务”，这种矛盾性恰恰构成其政治叙事的精妙之处。他通过3次重组元老院，举行人口普查等具体政治行动，将个人权威嵌入共和制度框架。如当时在其麾下供职的人有700多名元老，其中有83人出任执政官，约170人任祭司。最具代表性的是宣称自己通过制定新法律，恢复了许多已从习俗中废弃的祖先之法，在处理诸多事务上的榜样可供后人效仿，最后因德行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其刻意将该称号塑造为共和体制对个人德行的回馈，而非权力争夺的结果，完美掩盖了元首制实质上取代共和制的现实，建构了帝国初期权力运作合法性的政治叙事。
《奥古斯都功德碑》是将军事功绩转化为帝国权威的直接展示。奥古斯都强调以“恢复共和国自由”的名义展开军事行动；在全世界的陆地与海域进行内外战争，以“胜利开创和平”，这成为后续所有征服行为的合法性借口。碑铭中详细列举了征服成果，如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区，扩大了罗马行省的边界；征服了埃及；迫使达西亚各部臣服于罗马人民的权威，这构建了不可战胜的军事神话和一个空前辽阔的帝国版图。其先后举行过2次小凯旋式、3次大凯旋式；印度、高加索地区乃至不列颠的使节或国王“前所未有”地寻求罗马友谊，渲染了一种“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与此同时，又“宽免了所有请求饶恕的公民”；把战败者从神庙里抢去的那些财物，重新放回亚细亚行省所有城市的诸神庙中，塑造了仁慈征服者形象。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罗马的军事征服，有助于减轻被征服地区的抵触情绪，增强罗马帝国统治的合法性。特别是强调从敌人手中收回了许多被其他将领丧失的罗马军旗，这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对共和国时期军事耻辱的洗刷，标志着罗马帝国霸权的确立。
公共建筑作为凝固的历史，是帝国不朽的象征。奥古斯都修筑的新工程有马尔斯神庙、征服者朱庇特神庙、阿波罗神庙、大竞技场的圣台、带有卡尔吉迪库姆的会堂、奥古斯都广场、尤利亚大会堂等；重修了卡皮托尔神庙和共计82座的神圣建筑物，以及庞培剧院、众多的水渠和弗拉米尼亚大道；在阿非利加、西西里、马其顿等行省中建立士兵殖民城，这些公共工程的修建共同构筑起奥古斯都作为帝国“建设者”的形象。他通过建筑的命名或选址，将个人与家族荣耀永久铭刻于罗马城的景观之中。这些建筑是其统治秩序的具象化证明，如神庙群的修建或修复强调对传统宗教祭祀的延续，水渠与大道的改造彰显帝国对民众公共福祉的关注，殖民城的建立则成为罗马文明向外辐射的节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都广场”的修建，取代了共和时期广场的功能，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复仇神马尔斯庙存放着收回的军旗，成为展示帝国荣耀的陈列馆。这种将建筑空间与政治权力、军事胜利相结合的叙事，使罗马城的公共建筑成为触手可及的权力象征。
罗马人奉行多神信仰，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在帝国叙事中，奥古斯都将世俗权力神圣化，以此塑造其统治权威。碑铭详细记载了奥古斯都频繁参与的宗教祭祀活动，他主持修建或重修了众多神庙；曾担任大祭司长、占卜官等多个宗教职务；恢复了42年来的鲁斯特鲁姆祭仪，先后举行了3次，每次登记在册的公民多达400余万。这些活动在巩固罗马帝国宗教意识形态的同时，使他在宗教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也逐步推动了自身的神化进程。元老院曾55次下令为奥古斯都的军事成功向不朽之神献祭，在马尔斯广场奉献神圣的和平祭坛，并命各行政长官、祭司等每年在此举行献祭仪式。这些活动不仅是对诸神的感恩，也是对奥古斯都功绩的颂扬，将其统治与神意紧密相连。元老院还规定，执政官和祭司每隔四年需为奥古斯都举行祈愿健康的仪式，甚至全体公民或单独或全城集体也在所有神位前不断地为其健康祈福。这种为个人健康的宗教祈福，赋予其超越常人的地位。他的名字被写入萨里意颂歌，并立法规定其人身永久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系列举措将奥古斯都的地位提升至近乎神祇的高度，塑造了他“人神之间”的特殊身份，最终将对元首的崇拜融入日常的宗教实践之中。
奥古斯都在社会保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构成了帝国国家治理叙事的另一重要维度。如以自己之名从所获战利品中、从所得的遗产中向罗马平民或退伍士兵直接发放金钱，加上向国库的赠给，金钱总数多达6亿第纳里。每当粮食紧缺时，其并未推却粮官一职，用自己的财力将所有公民从他们所处的恐慌和危机中解救出来；每当税收锐减时，自己从积蓄和所得遗产中向1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提供钱粮赠券。其给士兵分配了土地，向各自治城支付了钱款；对那些服役期满后被遣回其自治城的士兵酬以现金，为此事花费了4亿塞斯特斯。这些福利措施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保障了士兵的权益，稳定社会秩序，让罗马人民感受到帝国的关怀，增强对帝国的认同感。
《奥古斯都功德碑》的本质，是罗马帝国从共和向帝制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建构。奥古斯都通过政治、军事、建筑、宗教、民生的多维叙事，将个人权力诉求转化为帝国整体利益，将独裁统治包装为共和传统的自然延续，将军事征服诠释为捍卫和平的使命。其中的帝国叙事之所以具有重要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据叙事”。碑铭中包含各种数字，这些数字看似琐碎却共同构建起真实可信的叙事效果，即奥古斯都将个人统治转化为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使原本难以捉摸的帝国形象变得具体可感。这种叙事成功塑造了“理想元首”的范本：既是英勇的征服者，又是仁慈的统治者；既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革新的开创者；既是世俗的领袖，又是神圣的化身。这份自我颂赞的文献，最终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叙事模板。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古斯都功德碑》不仅记录了一个人的历史，更定义了罗马帝国的集体想象，它告诉世人：这个帝国因军事荣耀而强大，因法治传统而有序，因神圣护佑而永恒。这种叙事的力量，或许比任何军队都更能巩固帝国的统治。
（作者：魏永康，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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