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海昏侯简《诗经》的文本性质

  编者按

  海昏《诗》简对《诗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海昏简和其他版本的对比，不仅可以探究《诗经》文本的流变，也可考察汉代《诗经》传播和流派情况。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姚小鸥教授《略论海昏侯简〈诗经〉的文本性质》注重从海昏《诗》文本角度分析其师法传承，并与汉代诸家文本做对比；曹建国教授《从海昏侯〈诗〉简看汉代〈诗经〉学》则从文本、诗说、流派三个角度分析海昏《诗》与汉代诸家的关系。其中，姚文从朱凤瀚教授说，认为海昏《诗》属于鲁诗，曹文则认为海昏《诗》学和文本都是开放性的。各有所据，以飨读者。

  在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竹简文献中，有《诗经》一种，依学术惯例，当名之为“海昏侯墓竹简《诗经》”，可简称为“海昏《诗》”。消息披露后，引起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朱凤瀚教授在《文物》杂志2020年第六期，发表《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诗〉初探》一文，对海昏《诗》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录有若干简文。这篇文章是关于海昏《诗》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海昏简牍初论》一书的第五章中，朱凤瀚教授又以《海昏竹书〈诗〉初读》为名，对前文进行了补充和加工。书中刊出了相关简文的照片，这为学者认识海昏《诗》提供了极大方便。本文即以此为主要依据，对这部宝贵的早期《诗经》文献的文本性质与文献价值试作探究。

  《海昏竹书〈诗〉初读》一文指出，昌邑王师王式是西汉三家《诗》之一“鲁诗”的传人。文章说：“鉴于海昏《诗》简出土于海昏侯刘贺墓，此文本传承关系亦见于史载，故其为《鲁诗》之可能性很大，但其确切情况还有待简的进一步整理与学界的切磋。”这一论述可谓有据而审慎。

  如学者所知，汉代经学传承最重师法。据《汉书·儒林传》，其时治《易》名家孟喜“为丞相掾”，“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这个事件说明，西汉时，严守师法，不只是学者们在学术层面的行为规则，而是可能受一定政治影响的结果了。

  刘贺之师王式既为《鲁诗》传承者，其行事又十分拘谨，严守师法。《汉书·儒林传》载，有来问学者，“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也就是说，王式本人对其所师承的《诗》说，绝不肯任意发挥，而是让学者自行加以理解。作为王师，王式对刘贺的《诗经》教授也十分尽责。《汉书·儒林传》载，刘贺被废时，王式面对治事使者的责问，回答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如是观之，从文本的学派性质来说，海昏《诗》必属《鲁诗》无疑。其中虽或有刘贺本人的若干理解在内，然不影响文本的根本属性。

  至宋代，《齐诗》《鲁诗》《韩诗》等今文三家《诗》的文本亡佚殆尽，其内容及与被称为古文经的《毛诗》文本之差异，渐被从辑佚角度关注而成专门之学。因文献有阙，学者对包括《鲁诗》在内的三家《诗》的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清代经学发达，对三家《诗》的辑佚，成果可举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为代表。因清人对三家《诗》经文本身也不能得见，故《诗三家义集疏》所辑，包括《鲁诗》在内的三家《诗》文字及《诗》说，相当有限，且由于材料出处的学派归属颇有属于推测者，故该书所录、所断，或有不很准确之处。《鲁诗》虽陆续有汉石经残石出土，然存字很少。海昏《诗》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三家《诗》材料缺乏的状况。下面，以海昏《诗》与传世《毛诗》《关雎》篇的经文与训诂异同为例，对其文献价值略作申说。

  《关雎》系《诗经》首篇，在《毛诗》与三家《诗》中均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渊源可追溯至孔子。《论语》中，被孔子两次论及的《诗经》篇章，唯有《关雎》。《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这一《诗》论中，“哀而不伤”一语的直接关联对象为《关雎》第三章。其文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毛诗》《传》《笺》对《关雎》篇中“悠哉悠哉”一语中的“悠”字，释为“思”或“长思”。《毛传》说：“悠，思也。”《郑笺》言其意为：“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诚思之。”然而，《传》《笺》的这一解说其实有误，故其与孔子所言不甚相合。

  我们发现，“悠哉悠哉”句中“悠”字的本义是“忧”而不是“思”。《说文解字》：“悠，忧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小雅》‘悠悠我里’，《传》曰：‘悠悠，忧也。’按此《传》乃悠之本义。”通检《诗经》，可以发现，其凡用“悠悠”者，皆当释为“忧”。《关雎》篇中，“君子”对“淑女”的追求中，始则令其“辗转反侧”，终则以琴瑟好合之美好姻缘为结。孔子“哀而不伤”说，言简意赅。海昏《诗》所存《鲁诗》说，则与孔子论述的契合度很高。

  前述《海昏竹书〈诗〉初读》所附表十六《海昏〈诗〉与〈毛诗〉对照表》（一）中，有与《关雎》相关的诗句与注解（用通行字体录出，标点为本文所加，经注之间用圆点符号·以为隔断），兹录如下：“寤昧思服，脩哉脩哉·忧思曰脩。”这一经文与注解，说明在《鲁诗》的《诗》学体系中，《关雎》“脩（悠）哉脩（悠）哉”之句，所描写系“君子”求“淑女”不得的“忧思”。这一文本事实，证明《鲁诗》较《毛诗》有时更能切中诗人之意。朱熹《诗集传》虽受《毛传》《郑笺》的影响，将《关雎》“悠哉悠哉”句中的“悠”字训为“长也”。但在串讲诗篇大意时，对“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句意，能够正确地解释为：“忧思之深，不能自已，至于如此也。”朱子的这一解说，显示宋儒在小学方面或不如汉儒之精细，但在体悟经典的内在蕴涵方面，确有超出前人之处。这涉及另外的话题，不再展开。

  应该指出，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献的各种文本，往往俱有优劣，不必将某本定为一尊，出土文献也是这样。各本皆可为我们对经典的理解与研究提供材料和思路。重要的是，研究者应该对此掌握正确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海昏竹书〈诗〉初读》所附表十七《海昏〈诗〉与〈毛诗〉对照表》（二）还载有与《关雎》篇相关的另一条简文，含若干诗篇文句及注解，内容如下：“琴瑟友之·犹‘钟鼓乐之’也·参差”（标点为本文所加，经注之间用圆点符号·以为隔断）。上引海昏《诗》注解，“犹‘钟鼓乐之’也”句中的“犹”字之用，显然是以《关雎》四章“琴瑟友之”句与该篇尾章的“钟鼓乐之”句意义相类。

  按，《毛诗·关雎》第四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毛传》：“宜以琴瑟友乐之。”《郑笺》：“同志为友。言贤女之助后妃供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情意同。共荇菜之时，乐必作。”第五章：“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毛传》：“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郑笺》：“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

  《关雎》四章之《毛传》以“友乐之”释“友”，意义不明。五章《毛传》以“德盛者宜有”解说“钟鼓乐之”，则未言及乐之所用。四章《郑笺》所言“共荇菜之时，乐必作”；以及五章《郑笺》“盛其礼”之语，却对我们通过对海昏《诗》与《毛诗》训释的异同，探讨《关雎》相关内容的真相提供了思路。

  郑玄笺释《毛诗》时，“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关雎》篇《传》《笺》之异同，即由此体例而起。郑玄遍注礼书，对先秦礼制有特殊的经学敏感，《郑笺》点出《关雎》篇中荇菜与祭礼的关系是其高明处，然而郑氏于诗篇内涵的体悟，则有不及《毛传》与海昏《诗》说之处。

  按《关雎》四章所言，乃君子求女已得，双方琴瑟好合，共享家庭之乐时。五章所述，乃淑女已为主妇，参与主持家族祭礼，共（供）其荇菜，即行“释菜礼”之时。古人祭祀与宴饮，以“乐”侑之，乃是常态。

  《周礼·膳夫》：“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卒食，以乐撤于造。”周王如是，其他贵族之享宴亦然。《小雅·宾之初筵》写贵族宾筵举乐侑酒：“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凡此，可见古代上层社会用乐制度之一斑。

  “友”“侑”两字的声、韵皆近，“琴瑟友之“句中的“友”，乃“侑”之借字。该句系言以琴瑟助夫妇酒食之乐。《毛传》所言之“友乐之”，当作如是解，而非《郑笺》所言“同志为友”。然郑玄所言礼数，虽未明言先后、异同，在制度层面上，对我们来说，却有启发意义。

  另外，古人宴享之礼中有祭祀的内容，祭礼中有宴享之环节。《诗经》中，这种制度见于《小雅·楚茨》等多篇。《楚茨》首章言：“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其二章言：“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其卒章则点出祭享用乐：“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肴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总之，古代社会里，祭祀与宴享两者之程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此不可不知，不可不辨。

  回头看，海昏《诗》所言“琴瑟友之”犹“钟鼓乐之”的判断，从用乐层面讲不无道理，皆写以乐侑酒食。尚未厘清宴享之礼与祭礼用乐异同，是其缺陷。以诸本互校，从而明晰各本长短，并于校刊中明辨义理，乃典籍校读的基本原则，在海昏《诗》的研究中亦当如是。

  在《诗经》研究史上，章节划分是学者关注的内容之一。《关雎》篇的章节划分，也是如此。该篇的篇尾有如下文字：“《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对此，陆德明《经典释文》说：“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后放（仿）此。”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定本章句在篇后。《六艺论》云：‘未有若今传训章句’。明为传训以来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题，或在其后人，未能审也。”《毛诗·大雅·行苇》篇尾如下文字：“《行苇》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毛诗正义》的“后放（仿）此”云云，即言此类。朱凤瀚教授《海昏竹书〈诗〉初读》通过对海昏《诗》章题的分析，指出，“海昏《诗》《行苇》比《毛诗》少分出一章。”朱教授又指出：“此‘故言’之分章句与海昏《诗》此篇同”。由此可见，《关雎》《行苇》等篇的章句划分，可能在王式、刘贺生活的西汉中期以前已经确定。

  由孔子删《诗》到七十子后学对《诗》学的传播，《诗经》章句在战国时期的逐步建立当有一个过程。从王家嘴简《诗经》已经披露的内容来看，战国中晚期的《诗经》文本中，已经建立起了章句体系（参见高中华《荆州王家嘴简〈诗经〉书写制度初探》,《光明日报》2025年3月13日13版）。然七十子各得孔子学说之一体，传《诗》各家所持《诗》说有不同之处是完全可能，甚至是必然的。后世传《诗》者也可能有渐加完善之举措，并由此在汉代成为“今文”三家与“古文”《毛诗》各自的章句体系。由《海昏竹书〈诗〉初读》所披露的材料及朱凤瀚教授的研究，可以知道海昏《诗》的章句及章次，尚多有与《毛诗》不同者。相信随着海昏《诗》简文的全部公布，《诗经》学史上此类疑难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汉代《诗经》学史更多方面的研究也必将得到重大推进。

  （作者：姚小鸥，系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