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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5年12月12日 星期五

    山居秋暝

    作者:刘东黎 《光明日报》( 2025年12月12日 13版)

        清代石涛《陶渊明诗意图册》之“悠然见南山”

        近代林纾《山居秋暝》

      从《诗经》中“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的劳作吟唱,到山水画里可居可游的心灵桃源,山居,早已内化为中国文人安顿生命的终极意象。在山居岁月的静观与独处中,士人锤炼了自身的风骨与气节,守护了文明中那些超越一时功利、关乎天地人心的永恒价值——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由的向往,对内在真实的忠诚,对精微之美的领悟。

    思想者的姿态

      晨雾尚未被阳光刺破,山径上已有露水打湿的足迹。这足迹不属于猎户,也不属于樵夫,而属于另一类人——他们背向炊烟,面朝峰峦,在文明的边缘地带,寻找一种近乎失传的与存在对话的方式。当大地的褶皱在脚下展开,当云海在眼前铺成另一重平原,一种独特的知觉也随之苏醒。

      山居生活呈现出一种哲学严肃性,它同时是一种认识论的实践,一种方法论的修行。当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薄暮中,看着最后一道余晖从南山脊线褪去,研墨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际;当海德格尔提着他那只磨损的帆布背包,沿着覆雪的小径走向托特瑙堡的小木屋时,他们的山居生活,有一种清晰、决绝乃至庄严的哲学姿态。那是主动将自身置于存在之思、悬崖之畔的抉择,山是他们思想的燧石、存在的证人,是向真理敞开自身的祭坛。

      古人登高必赋。并非只因风景殊异,更因这身体的位移,直接搅动了精神世界的沉积层。杜甫在《望岳》中开篇便言“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其视野的开阔,首先源于他离开了书斋与市井,将自己置于泰山脚下那个谦卑的起点,进而通过攀登,获得“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的感官冲击,以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心灵概观。这“一览”,便是对俯瞰权的夺回。

      从山巅向下看,会发现我们正在凝视的“深渊”,既是脚下具象的幽谷,也是我们刚刚抽身而出的那个世界。正是这充满张力的凝视,将自己主动置于边缘和高处的姿态,孕育了飞升的力量。所以山居者奔赴山野,远不止于休闲或避世,其本质上是对“平面人”宿命的无意识反抗,是对“垂直维度”的深切渴望。

      从地质学的角度看,山脉本是板块碰撞的产物。这种创造性的破坏,与思想的生成非常类似——旧有观念的岩层断裂、抬升,在精神的造山运动中形成新的认知地貌。山居者在攀登中亲历这个过程:每一步都是对舒适区的突破,每个新的高度都提供更广阔的视野。这是身体的锻炼,更是思维的训练。

      现代山居者还面临着新的处境。气候变暖正改变着山的容貌,雪线后退,植被带迁移。这些变化不仅是生态议题,更是哲学命题——它们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古老的登山路线因冰川消融而变得危险,当熟悉的景观在眼前改变,山居生活必须发展出应对不确定性的智慧。

      暮色中回望,整座山体呈现出青黛色的渐变。这色彩的层次,正是山居诗学的最佳隐喻:从山脚的青翠到峰顶的雪白,如同思想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但真正的圆满不在任一高度,而在整座山的完整谱系里。低处的温暖与高处的清寒,农耕的循环与雪线的永恒,入世的关怀与出世的超然——这些看似对立的品质,共同构成山居思想的丰富内涵。

    感官的重置

      山居,本身是个充满意义的、表达性的领域。你开始相信,风有风的诉说,水有水的吟唱,岩石有岩石亘古的缄默——它们都在言说,只是用着不同于人类的语法。

      时间久了,你会意识到山林声音的“网络性”。一声尖锐的啼叫,会引发整片林地的短暂寂静,随后是位置移动的窸窣声;某种昆虫的集体鸣唱,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而同步起落,仿佛它们共享着一个无形的指挥。

      当一头掠食者悄然接近,带来的是一片区域所有小动物活动的骤然停滞,这种“声音的真空”本身就是最清晰的警报。这种聆听的训练,使山居者逐渐放弃人类语言作为意义唯一载体的霸权思维。

      记得在山中的一次夜宿,深夜被某种寂静惊醒——那寂静如此饱满,几乎有了体积和温度。然后是声音逐渐浮现:远处溪水在石头上磕绊的细响,风经过不同树种时变换的音色,一只不知名昆虫试探性地鸣叫。这些声音不构成旋律,它们只是存在着,像夜空里的寒星,各自明亮又彼此映照。

      清晨,沿着被夜露浸湿的小径行走,脚底传来土地透过鞋底的微妙回馈。空气的味道随着海拔变化:先是竹林清冽的涩,接着是混合腐殖土与野花的甜腥,最后在风口处,只剩下天空本身的澄净。

      山中的气味是复杂的交响,无法被简化为“清新”二字。它由无数气味分子构成:雨后岩石渗出的矿物质气息,某种不知名野花在午后高温下散发的甜腻芬芳,腐烂树干上菌类繁殖的浓郁土腥,以及无处不在的、松针与冷杉树脂混合的凛冽背景香。这些气味没有标签,时间的层叠感以最原始的方式与你相遇。

      山里的视觉经验也是焕然一新。望向远处的青色烟霭,它似乎存在;当走近想看清它时,它却消散无形。经历多了就会领悟:山的视觉真相不在一个固定的景物里,而在光影、气象、季节与你自身位置共同构成的、永不停息的流变之中。

      这种感官的苏醒,接近一种哲学意味的洗涤。当我们暂时悬置了关于“自然”的概念与形容词,山才真正开始说话——用它自己的语法,以它自己的节奏。

      山居生活的意义,并非埋藏深处等待挖掘的宝藏,而是一个在日复一日的耕种、取水、漫步中,在与风雨虫鸟、书卷记忆的无穷互动里,不断被生成、被推迟、被重新定义的动态过程。这并非一种刻意的坚守,而是如呼吸般自然的内在化过程。山的气息与律动,已渗入他生命的肌理,成为他观看、倾听、思考与存在的隐秘背景。

    废墟的慰藉

      山中的废墟,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时间哲学:和解。在这里,时间并非一个冷酷的破坏者,而是一位耐心到近乎慈悲的编织者。它不急于摧毁,而是缓慢地、细致地将人工造物重新编织进自然的经纬。苔藓爬上石阶,并非侵蚀,而是一种温柔的覆盖,为冰冷的岩石穿上丝绒的绿衣;木结构的梁柱在潮湿中慢慢弯曲,并非倒塌的前奏,而是以一种顺从地心引力的优雅姿态,完成从“建筑”到“景观”的蝶变;野蔷薇的枝条从残破的窗棂间探出,春天开出花朵,那并非对居所的嘲弄,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用绚烂接续了寂静。

      这种过程,在东方的美学传统中被精妙地捕捉,称之为“物哀”。它并非悲伤,而是对事物无常变迁的一种深沉体会与审美静观。王维的“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那萦绕在古木与深山之间似有若无的钟声,其魅力正在于它萦绕的场所是“无人之径”,是时间的幽深之处。钟声因空间的荒寂而愈显清越,荒寂因钟声的穿透而获得灵性。废墟,便是这“寂”的实体化。它让你目睹一个曾经充满人声与体温的空间,如何被非人的力量——风、雨、植物、微生物——缓慢地、不可抗拒地接管与转化。这一过程消除了人类意志的傲慢,让你目睹一种更为宏大、包容生死的宇宙秩序在从容运作。时间在此不是敌人,而是将一切存在带向其最终归宿的、恢宏而宁静的河流。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种“乘化归尽”的坦然,正是面对时间之流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智慧。山居者对废墟的亲近,成为一种主动的精神选择与美学抵抗。在这种选择里,蕴含着一种对生命真实状态的忠诚:生命本就是充满磨损、修补、意外的历程。拒绝完美的光洁,便是拥抱存在的真实。

      在距离武夷山大王峰3公里处,有个岚境溪谷。山谷边有一条梅溪,溪畔有座金钱山,往里走是一片开阔地,叫金盆岗,再往上走不到2公里,有个村落,旧名“高堂”村。这名号如今听来,有一种引人遐思的诗意与寂寥。它所指代的,曾经是一个在满目绿意中守望茶山的小小村落。现在它已完全隐入黑暗,成为群山厚重呼吸的一部分。它曾承载的家族悲欢、晨炊夜话,早已蒸腾为山岚的一部分。它是乡土志里飘落的几页残章,却在自然的怀抱中获得了哲学性的永生。眼前的岚境溪谷,显然已经被精心规划,是从这层记忆的土壤上,生长出的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踏入岚境溪谷,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克制的秩序。它没有粗暴地征服地形,而是让建筑如从山体中生长出来一般,错落有致地嵌入溪涧与坡地之间。而且,它隐约勾勒出一种全新的“山居范式”。这里既提供了茶田之上、溪水之畔的恬淡氛围,足以疗愈被都市节奏损耗的身心;又通过隐秘的路径,连接着山下古老的下梅村,连接着万里茶路的悠远传说。自然回收一切,真正的永恒恰在于生生不息的循环;新生与衰朽,也在此刻达成了和解。

    像山一样思考

      在真正的山居生活中,人不是唯一的叙事者。野猪的蹄印、松鼠储藏的松果、蜂群建筑的几何学、菌丝扩张的地下网络——无数微小的生命都在紧张地集结,都在书写自己的文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同时运行着无数套意义系统,人类的逻辑只是其中之一。

      在山林深处,一场未经编排的相遇,会带来全然不同的震撼。那可能是在黄昏的溪边,你与一只前来饮水的麂子猝不及防地四目相对。从它湿润、深邃的眸子里,看不到任何你所熟悉的情绪,只有一种纯粹的陌生。你们之间横亘着的,是数百万年分道扬镳的进化史,是截然不同的感知世界、理解存在的模式。这种相遇会让你被迫承认,在这个蓝色星球上,存在着广阔、自主、其内在逻辑让你无法完全通晓的非人类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无须你的认可,亦非为你而设。

      这种认识催生视角的谦逊。当你试图理解为什么某种苔藓只生长在溪流的北岸,为什么象群总在某一类树木前转向,你其实就是在学习用另一种时间尺度与空间感知来理解生命。就像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呼吁的“像山一样思考”。

      这种训练在今天尤为重要。当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非人类行动日益深刻地参与塑造我们的命运,固守人类中心视角无异于认知自杀。山居生活提供的多物种想象力,或许是我们应对复杂未来的必要心智准备。

      人类惯于阅读文字,而山居者必须学会阅读痕迹。雪地上梅花形的爪印,不仅告诉你这是一只狐狸经过,更以其步幅的宽窄、深浅,透露它当时的步伐是悠闲漫步,还是急促奔逃。树干上被磨去一块树皮、露出光滑木质的地方,是鹿长期蹭痒的“鹿擦痕”,标记着它日常活动的路径与领地。岩石上风干的、含有特定果籽的粪便,则是熊的“签名”与“食谱公告”。

      这种持续的痕迹阅读,培养的是一种深刻的山居共情力。山居者开始将其他生物视为拥有自身目的、策略与情感的生命主体,而非风景中的点缀或资源清单上的条目。山居者与它们的关系,从“我与它”逐渐向“我与你”迈进——尽管这个“你”始终与山居者保持着刻意的神秘、戒备与疏离。

    交融

      在山林之中,山居者精心照料的菜园,可能一夜之间被野猪翻寻;储备的粮食,可能引来鼠族的光顾。起初他可能会感到恼怒,视之为“侵害”。但慢慢地,他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加高围栏,妥善收纳,种植一些它们不喜欢的作物作为缓冲。山居者礼貌而委婉地说了一个“不”字,但毕竟已是一种好话好说的平等协商。他意识到,自己并非这片土地唯一的主人,而且还是个后来者,其他生物则拥有它们自古以来的“通行权”与“觅食权”。他的“山居”,必须包含与这些原有居民的共存之道。

      山居者进一步发现,它们的存亡,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存质量。传粉昆虫的减少,意味着果树的歉收;猛禽与蛇类的消失,可能导致鼠患成灾;森林生态的完整,是水源洁净、空气清新的根本保障。

      这种认识,催生的不再是浪漫化的“热爱自然”,而是一种基于深刻相互依存关系的栖居伦理。这种伦理的核心是“限度”与“敬畏”。从此他砍取木材,但只取枯枝与间伐之木,保持森林的生机;他导引溪水,但一定会预留足够的生态流量,不断绝下游的生命之需;他行走小路,尽量不去惊扰林间草木中育雏的鸟兽。这并不是出于田园牧歌的多愁善感,而是一种清醒、坚实、与万物共命运的生态智慧,他在不自知中学习着如何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员,“嵌入”并“维护”一个更大的山居共同体。

    时间的迷宫

      有些时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山居生活建构了一种“诗意的时间性”。它不像城市时间那样线性、急促、面向未来,而是循环的、缓慢的、沉浸于当下。四季更替、草木枯荣、潮汐涨落,时间不再是钟表上均匀流逝的刻度,而是一种与生命节律共鸣的韵律。人得以从现代性的时间焦虑中解脱,与自然同步呼吸。

      山居者在正午的林中空地躺下,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叶隙,在地上投下无数晃动的光斑。他盯着其中一片光斑,看它随着微风在苔藓上缓缓移动,自己的意识也跟着飘浮。这时,秒、分、小时这些概念彻底失效,时间不再是度量,而是一种弥漫的状态。他进入一种接近于冥想的存在,过去与未来的拉扯暂时停止,他完全沉浸在“此刻”的饱满之中。这种体验,接近柏格森所说的“绵延”。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种时间感,一方面是与尘世急促的“线性时间”决裂,进入循环的、近乎永恒的“自然时间”;另一方面,山本身就是一个积累了大量历史痕迹的“时间仓库”。读陶渊明的《饮酒》、王维的《山居秋暝》时,山居者并非在试图“还原”千年前的绝对真实。恰恰相反,是古人的视域与他的视域发生了交融。古典文本照亮他触手可及的清冷现实。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让他的孤独与王维的孤独共鸣,他的宁静与陶渊明的宁静交织。山,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回音壁。在这里,过去与现在持续共振,不断生成着关于“栖居”的当代意义。

      所谓“回到自然本身”,在山居者的视野下,恰恰是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交织着无数文化踪迹的时间网络。这网络早已预先结构了他的感知。自然,并非沉默的客体,而是一本被反复书写、注释的“自然之书”。他聆听的松涛,回荡着无数前人的聆听;他凝视的明月,倒映着千年以来的诗魂。

    “存在性孤独”

      孤独,是山居者最恒久的伴侣。这种孤独,不同于市井中的寂寞,它是一种被浩瀚自然所包围的、无比宏阔的孤独。

      当一个人长时间面对无尽的山峦、奔流的云海与亘古的星空时,社会赋予他的所有身份标签——地位、名声、关系——都开始剥落,只剩下一个赤裸的、本质的“我”与一个巨大的、非人的“世界”对峙。这种对峙初时令人恐惧,如同华兹华斯在《序曲》中回忆童年偷船游湖,感到巨大的山峦仿佛活物般在暮色中追逼而来。

      但正是在这恐惧的深渊里,孕育着精神觉醒的契机。尼采在阿尔卑斯山的孤独漫步中,孕育了查拉图斯特拉的箴言;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独居时光里,厘清了生活的必要与虚妄。孤独成为一面擦得雪亮的镜子,让人无可逃避地直视自我的核心,在静寂中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而与孤独相伴的,常是绝境的考验。风雪阻断归途,饥寒侵蚀躯体,在某个瞬间,山居者会清晰地触碰到死亡的寒意。杰克·伦敦笔下那个在冰原上因疏忽而冻僵的旅人,其悲剧正在于他未能真正敬畏山的法则。然而,绝境在摧毁软弱的同时,也锻造着非凡的勇气与清醒。

      因此,山居岁月中的孤独与绝境,并非为了歌颂苦难,而是为了揭示:人的精神维度,往往需要在与巨大阻力的碰撞中才能得到拓展与深化。山林以其冰冷与险峻,充当了这种精神的熔炉与砧板。山居者之所以目光沉静,步履沉稳,正是因为他内心的某个部分,已被山锻造得如同经过冰与火洗礼的岩石。

      我们谈论山居,总习惯向外张望:嶙峋的巨石,浩瀚的林海,变幻的云霞。但最终,这是一场向内的旅程。然而山居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事实,更是一种灵魂的空间——一座由记忆、思考、物象与梦想构成的“内心之山”。

      群山被暮色再一次镀上金边,然后迅速褪为青黛,最终沉入星空下的墨蓝。山居者窗内的灯亮了,一点暖黄,在无垠的冷色调宇宙中,微弱却坚定。这盏灯,仿佛一个隐喻:山居生活从未许诺一个永恒的乌托邦;它只是在这巨大的、时而仁慈时而冷酷的自然面前,坚定地点燃并守护着一簇独有的精神火焰。这火焰,由古老的垂直召唤所点燃,在栖居的技艺中被小心护持,历经孤独熔炉的淬炼,在观想的澄明时刻绽放光华,最终,它必须有能力照亮现代生活的迷惘与困境。

    遥远的回响

      在中华文明浩渺的精神星图中,山居传统是一颗恒定而温暖的星辰,是无数心灵永恒的归乡之路。这并非一种地理的回归,而是一种文化基因与精神原型的唤醒。从《诗经》中“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的劳作吟唱,到山水画里可居可游的心灵桃源,山居,早已内化为中国文人乃至整个民族安顿生命的终极意象。

      山居传统,既有儒家“仁者乐山”的敦厚与坚毅,将山的稳固喻为道德的操守与社稷的基石;更有道家“返璞归真”的超越追求,视山林为挣脱礼教束缚、回归自然本性的道场。当我们游历这条璀璨的岁月星河,从谢灵运的幽峻、陶渊明的淡远、王维的空灵、苏轼的旷达,直至倪瓒的孤绝、徐霞客的壮游,我们看到的,绝非一连串关于“逃避”或“失意”的个体叙事。恰恰相反,这里更是文化得以澄明、艺术得以升华的精神故地。

      那些选择与青山白云为伴的孤独灵魂,他们的“隐”,实则是另一种更具创造力的“显”。在朝堂的喧嚣与世路的坎坷之外,他们开辟并守护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价值王国。这个以山为基座的精神王国,具有无可估量的文明功能:它是政治的减压阀,吸纳了体制无法安顿的才华与不平之气,将其转化为文化的创造力;它是美学的发生器,中国最伟大的诗歌、绘画、书法、园林艺术,其灵感与境界莫不深深得益于山居时空的滋养;它更是人格的锻造场与价值的储存库。在山居岁月的静观与独处中,士人锤炼了自身的风骨与气节,守护了文明中那些超越一时功利、关乎天地人心的永恒价值——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由的向往,对内在真实的忠诚,对精微之美的领悟。

      因此,“山居”绝非意味着退回到原始或封闭。它是精神的溯源与重启,是回到那个文化的温暖母腹中去汲取最初的养分与最终的安慰。这个母腹以山林的外在形态存在,她沉静、包容、生生不息,教会我们这个文明如何在“进”与“退”、“仕”与“隐”、“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之间保持一种富于智慧的动态平衡。而一个文明的强韧,也不仅在于其开拓疆土、建构秩序的雄心,同样在于它能为个体生命提供多么深邃、丰美、可供退守与涵养的精神空间。

      当我们谈论山居的诗学、文化与传统,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接近终章,它便自然而然地流淌为一种文化的还乡。这归乡,是回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韵律里,是重温那种与万物共情、与山水对话的审美人生,是再次确认:文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城池的宏伟与典籍的浩瀚,也同样深藏于那些选择与青山白云为伴的纯洁灵魂之中。他们的选择,不是逃离,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坚守与创造。他们以山居者的精神姿态维系了整个文明精神海拔的刻度,使其在历史的风雨飘摇中,始终有一片可以仰望、可以退守、可以汲取力量的青色天际线。

      (作者:刘东黎,系中国林业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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