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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事实上，中华文明从诞生之初就深切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形成了以此为核心的知识论与宇宙观。中华文明何以绵续数千年而凝聚不散，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以及崇文尚德的文明观，这些对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思考，铸就了中华文明，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标识。
科学与哲学的诞生
中华先民从百万年前走来，终于在万年以前创造了农耕文明，开启了对天地的探索。农业的发生使先民必须关注脚下的大地，更要关注头戴之上天，这是其成就文明的重要前提。发明农业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有保障的食物来源。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寒暑更迭，春秋代序，仅靠采集或狩猎很难满足生活之需，于是人们不得不探索新的生产方式，即人工栽培的原始农业。然而在寒暑分明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的时间非常有限，这就是农时。一旦错过农时，便会造成一年的绝收，甚至威胁到氏族的生存，这意味着掌握农时对于原始农业具有关键意义。在数千年前甚至更早，人们通过仰观天文来观察时间，于是发展了天文学。精准地确定农时必须引入计算，数学得以发展。很明显，农业的起源使天文学、数学和农学等成为最早诞生的古典科学，天文学则是其中最古老的一种。
天文学的起源首先表现在先贤对天文之变的掌握，日月星辰都呈现有规律的行天变化。但对于决定农时而言，最重要的天象标志莫过于龙星。龙星运行见伏有常，观之授时以形成制度，这便是《周易》乾卦所讲的内容。有关龙星的考古遗存已可上溯到8000年前。辽宁阜新查海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巨型石龙，长达19.7米。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存则出土了由蚌塑的龙、虎、北斗和大火星组成的天文图，距今6500年。这不仅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星图物证，而且直接证明龙的原型源出星象。考古学证据表明，至迟到公元前五千纪，拱极星及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形成，分至四气已经测定，阴阳合历的历法体系也已建立，中国天文学构建起了以北斗和四象星群为核心的五宫天官体系。
星象观测直接影响到先民对天的形状的判断，星辰的运行轨迹为圆形，当人们仰望夜空，感到天穹有如张盖，于是“天圆”的观念逐渐形成。天盖当然需要天柱支撑，而天柱观念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已形成。对天圆的认识并不能解决大地的形状问题，“地方”的观念来源于对大地的空间测量。考古学证据显示，至迟在公元前五千纪，先贤对于方形大地的认识已经完成。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形制即呈“天圆地方”，而至公元前四千纪的红山文化时代，“天圆地方”的盖天思想不仅得到传承，而且具有丰富的数术内涵，表明“天圆地方”的盖天宇宙论真正建立起来。
敬授人时是丰稔有年的根本保证，人向大地索取材用，就必须先观天象以求时间之法，故尊天亲地，美报天地之恩，对天地的祭祀也就应运而生。辽宁建平牛河梁发现红山文化的圜丘与方丘为5500年前的天地祭坛，圜丘为圆形，方丘为方形，祭天奉璧，祀地献琮，无不体现所祭必象其类的礼仪宗旨。
先贤对天地的探索不仅具有科学意义，更具有哲学意义。天地间充满气，气就是风，这种观念在9000年前就已形成。先贤创造十二律，以不同的律管候气定时，分别阴阳，完成了阴阳思辨。这种对于气的认知显然影响着他们对天地本质的判断，反映了先贤对于宇宙的本质为气的科学认知。
地理规划与居中而治
先民最早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他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有意识规划。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这意味着对空间的规划其实是一切制度建立的基础，这使辨方正位的工作有了特殊意义。
原始的表称为“髀”，它是一根直立于平地的杆子，杆子的投影随着一天中的时间变化而游移。考古学证据已将这种测影的历史上溯至8000年前甚至更早。当表以石制成的时候，那就是碑，湖北秭归东门头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石质碑表，上面的图像显示出从人体测影到碑表测影的转变。
对空间的认知仅停留在四方五位的阶段显然不够，要建立更完整的空间体系，就必须认识比五方更多的方位，那就是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从而发展出八方九宫的空间思想。柳林溪和西安半坡出土7000年前的陶器上都绘有精致的九宫图像，证明中国古人对空间的规划在那时已经完成。
无论是五位还是九宫，都体现着上古先民的天下观念。五方呈现的天然土色造就了固有的方色理论，其落实于太社，便形成以五色土象征天下的观念。九宫则是九州地理的思想基础，史载夏禹敷布九州，事见于西周金文。作为夏代王庭的二里头遗址，其布局恰呈九宫及洪范九畴的制度安排，显示夏人对其始祖大禹功烈的继承，而且于王庭再现九州更具有了天下王权的象征意义。
传统政治观与宗教观都更强调五方九州的中央，这是居中而治政治制度的反映。基于观象授时而形成的王权必以天命神授为特征，授予王权的上帝居于天的中央北极，那么配帝在下的人王就必须居于地的中央，如此才能实现人王与上帝最直接的联系。天地之中的选择需要通过测影来完成。据《周礼》记载，以八尺表测影，夏至正午的影长为一尺五寸，其地即为天地之中。这个地点在夏代晚期被确定在嵩山，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还留有传为周公校定地中的测景台。事实上，天地之中即九州的中州。这种由居中而治所强调的“中”的思想广及政治、宗教、哲学与科学，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其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强化了居中者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
崇文尚德之文明观
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是成人之道。个体的文明决定了群体的文明，最终成就社会的文明。先贤以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是为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
成人乃在以文德修心，文德以诚信为本，而诚信思想则形成于观象授时。《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乾卦描述龙星的行天变化，其中的“见龙在田”是指龙星角宿昏见东方的天象，这是农作周期开始的标志。事实上，龙星的位置变化及其与时间的对应关系稳定而持久，这使龙星有了建时的作用。与此同样重要的建时方法还有立表测影，其甚至提供了比观测星象更精确的计时结果。这一观象实践揭示时间的变化规律，从而引发先贤萌生思考：时间和我们从无约守，却如期而至，从无差爽，初民据此耕作，屡获丰稔，于是终于认识到时间具有诚信品德，并以信为文德修养自己。古人以为“至信如时”，即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中华文明注重以文德修心，故先贤所言之“文”既是文德，更是文明。“文”字本作人正立而明其心，体现了以文德修心的成人之道。古人并不认为人兽有着天然区别，如何建立人别于禽兽的标准，塑造文明之人，体现的即是文明的思考。先贤认为，以文德修心，才能摆脱禽兽而成就为人，这种心怀仁德者为人的文明观传承至今。
8000年前的观象活动为诚信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千年之中，先贤对人兽标准的思考已经完成。柳林溪遗址出土的陶器不仅绘有九宫图，而且与九宫相配的还有八组“五田文”，对应八方空间，且八个“文”字充为四维，这种将文德思想纳入宇宙观体系的做法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有特点。
“五田”是谓五方土田，也就是天下，“田”则具有农业的暗喻，乾卦的“见龙在田”即通过“田”字强化观象与敬授农时的联系，思想一脉。如果“文”字的意义就是文明，那么“五田文”所表达的思想显然就是“天下文明”，其与数千年后《易传》的思想若合符契。
以文德充为四维的宇宙观具有深厚传统。四维之名源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盖天说认为，半球形的天盖扣在方形的大地上，如果不能加以固定，则势必地动天摇，所以必须以维绳将天盖拴系于大地的四角，于是大地的四角即名四维。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始终将天地人合为一体思考，四维的作用在于稳固天地，而道德的作用在于稳定人类社会，四维也就被赋予道德的意义。柳林溪先民以文德之“文”充为四维，这种做法体现出先贤将文德思想赋能于四维的思考，由此发展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思想传统。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历史，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种旨在实现天地人同节的宇宙观就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由其认识论决定的，先贤将这种认识论概括为“格物致知”，强调知识与思想来源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实际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文明。《周易·系辞下》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生是人类的永恒主题。祈生不只限于农作丰收，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生命的延续。在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的远古时代，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要想保持生命的长久及社会的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与天地同节，顺应自然。事实上，动植物生长消亡的规律即体现着与天地同节的变化。寒暑更替的四时节律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种变化规律可以通过先民的长期观察而认识，由此发展出的五行思想体系展现了先贤认识客观世界的超凡智慧。
天时变化是为大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此相适应的政令观则是顺时施政。《礼记·中庸》强调“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礼记·月令》更详定各月用事宜忌，以制度的形式规范人们的行为。先贤以为，顺时施政则阴阳和，风雨调，国泰民安；违逆天时则阴阳不和，风雨无时，国乱民贫。因此，顺时施政实际是古人追求的合于天地之道的神圣抉择，是关乎国家治乱的根本制度。
自然观与政治、宗教、哲学的结合便形成了中和守正的思想理念。中和思想一源于观象，一源于农事。“中”字的创造源出立表测影，其求槷柱端正不偏，中正洽宜，这是“中”的本义。儒家据此建构了中庸哲学，阴阳家据此建构了中和哲学，传统政治据此形成了居中而治的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而“和”则出于人们对粟米食性的认识。“禾”是成熟粟作的象形文，先民很早就已懂得粟性平和，与身体和谐，久食无忧，是为嘉谷。显然，中和思想体现的正是对和洽适宜的思考，是为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
追寻天文学的起源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的脉络。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中走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历史与现实难以割裂。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宇宙观，鉴古知远，对于认识和理解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冯时，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古文字学概论”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完整版收录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