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文人的“奇景”观念

  晚明旅游之风十分兴盛，作为当时重要的文学流派，公安派也打上了这一文化烙印，公安三袁、江盈科、陶望龄等人大都性近山水、嗜游成癖。在游览过程中，他们往往对奇景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如袁宗道曾询问陶望龄：“所游几峰，何峰最高，何洞最奇？”又说：“足下选胜于南，我辈探奇于北，固知世间大有闲人。”那么，公安派所谓的“奇景”到底有着怎样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渊源？其“奇景”观念对于文学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奇景”的审美特征

  在前代文人的旅游传统中，既有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又有对人文古迹的热爱。公安派文人所提及的“奇景”大多属于自然景物，钟林斌在《公安派研究》中就曾指出：“作者足迹所至，虽有如兰亭、六陵、少林寺、骊山温泉等人文古迹，但更多的是自然山水。”具体而言，公安派文人在论述“奇景”时有以下特征：

  一是崇尚自然，反对工整。

  袁宏道认为，景之奇不在工整，而在自然。如他说：“怪石枯藤随意古，砌花畦草自然工。”又说：“蛟龙之所洗涤，霜雪之所磨镂，不工而刻，其趣乃极。”可见，随意自然，不刻意求工，是他对于奇景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袁中道也说：“意山中概多怪石，去其土肤，石当自出。无奈修者意在整齐，即有奇石，且将去天巧以就人工；况肯为疏通，显其突兀奋迅之势者乎？”他认为，对于自然景物，应以“疏通”的方式凸显其自然意义上的“突兀奋迅之势”，而非“去天巧以就人工”；在《游居柿录》中又言：“送客至李戚畹园，颇多奇花美石，惜布置太整，分行作队，少自然之趣耳。”可见，推崇自然之趣，排斥布置整齐，是他一以贯之的审美准则。

  二是崇尚灵活，反对板滞。

  袁宏道曾对比天目与白岳之“奇”，认为“奇而不板”才是景之奇的理想境界。正因如此，袁宏道在游记中往往有意突出景物的飞动之势、灵动之感，如他形容盘山：“其石皆锐下而丰上，故多飞动。”“石距上方百步，纤瘦丰妍不一态，生动如欲语。”作者赋予静态的景物以生命力和动态感，从而使景物和人一样具备了神气性情。袁中道也常将“奇”与“灵”“活”等结合起来，如他评价三海诸峰“至奇至幻，至灵至活”。

  三是崇尚直感，反对见闻。

  公安派文人采取一种直感的审美方式，看重景物对于游览者感官的愉悦、性情的陶冶，对于一些和景物相关的知识见闻，并没有太大兴趣，甚至会表现出一定的排斥与贬低。袁宏道在《由渌罗山至桃源县记》中写道：“宫甚敞，道士迓于门，指数奥避处曰，某丹台，某瀹鼎池。余爱恋山色，苦不欲记之。有碑焉，苔鲜剥落，不可读。道士闭目庄诵，如快小儿课《鲁论》，不觉失笑。”在他看来，自然景物的美感需要以直感的方式进行捕捉，而碑碣、题咏却要调动后天的知识见闻才能欣赏，太过执着于后天见闻，无疑是对于自然性灵的戕害。这一审美倾向无疑和李贽的“童心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奇景”的文化渊源

  公安派提及的奇景风格有怪奇、幽奇、雄奇等多种，其中以“怪奇”数量为最多，而“怪奇”风格的主要载体为奇石。可见，怪石之奇是公安派审美的焦点所在。那么，公安派对于怪石之奇的欣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

  根据张晶的相关研究，虽然对于奇石的欣赏早在汉魏就已有之，但真正蔚然成风却是在中唐以后。安史之乱前后，文学、书画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求新求变的风气，力图打破盛唐圆熟的审美风格，加上一些地位较高的文人倡导，逐渐形成了尚奇石的文化风气。这种文化风气在北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苏轼、米芾等人，嗜石成癖，并将对于奇石的欣赏提升到了一种审美的赏鉴层面。

  公安派对于怪石的欣赏，正沿着苏轼、米芾这一文化路径发展而来。如袁宗道提及：“余家江上，江心涌出一洲……东坡《怪石供》所述，殊觉平常。”袁中道也说：“彩石洲去公安十里，州上石出异彩……大约如坡公所称怪石。”二人在谈论怪石时，对比的对象正是苏轼。袁宏道对于怪石的喜爱，更多受米芾的影响，在奇石的审美标准上也继承了米芾。他曾以米芾的“秀瘦皱透”形容立玉峰的奇诡万状，又有“诘曲崎岖路，皱秀透瘦石”的诗句，在题注中他提及：“‘皱秀透瘦’出米元章。”他甚至以米南宫自比：“平生米南宫，耽幽穷鬼迹。”

  公安派对于怪石的推崇，并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方式，更蕴含着一种对于苏轼、米芾人格类型的推崇，也暗含着一种对于中唐以来求新求变、尚奇尚怪文化风气的认可。这种文化态度，使得他们的审美风格偏离了汉唐的雄浑刚健、圆融平和，转向了宋人的生新瘦硬、孤峭枯老。公安派之所以对奇石、古树、苍藤等尤为青睐，正因为这类景物是这一审美风格的最佳体现。从这一角度再来看袁宏道“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的论调，这些话语在当时固然有意气之争的成分，但平心而论，在审美风格上，公安派倒的确更偏向于宋元人的审美。

  “奇景”的文学影响

  公安派对于奇景的欣赏并非一种孤立的文化行为，奇景在很大程度上还充当着性灵文学的催化剂。

  首先，奇景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欲望与灵感，从而产生更多富有灵性的文学作品。在袁宏道的文集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作者原本已下定决心不再作诗，却因游览奇景，重新开始创作：“弟自去年九月，已断作诗，偶探奇，不免见猎耳。”而很多散文正是作者在游览之后加以书写最终形成的产物。袁中道曾对这一成书过程加以概括：“山川之奇，已相发挥……游览多暇，一以文字为佛事……口能如心，笔又如口。行间既久，遂以成书。”袁中道也直接肯定过山水“发人藻思”的文化功用：“新诗奇僻甚，山水发才情。”又说：“甚矣山水之能发藻思也。”

  其次，游历所见的奇景，还会投射到诗文的内容、风格等诸多层面，对创作产生直接影响。从内容层面而言，描写奇景的诗文在公安派的文集中俯拾即是，无论是袁宗道对于“异状奇形”的云水洞的描写，还是袁宏道对于“其奇可直一死”的华山的描写，抑或是袁中道对于疾流冲击之后的怪石描写，都源于他们真实的游览经历。此外，奇景还会作用于文人的精神，使文人具备不同的创作心理和情绪状态，进而造成诗文风格的显著变化。而长期对于奇景的欣赏还会积淀成文人的人生阅历，甚至内化为文人的一种文化气质，从而使诗文风格产生更为深刻的转型。在袁中道为袁宏道所作的行状中，几乎袁宏道每一次诗文风格的转变都伴随着一次较为集中的游览经历，奇景和诗文间的内在联系实在不容抹杀。

  最后，奇山异水还可以涵养文人的性灵，从而和性灵文学达成一种内在的沟通。如袁中道阐发山水之功用：“山水之清美，且足以发灵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又说：“质有而趣灵者，莫如山水……而三湖皓淼之波……亦可借其秀润，以畅性灵耶？”可见，山水对于文人有着“发灵慧之性”“助深湛之思”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对于奇山异水的览观便不再是一种外在于文学的文化行为，而是公安派培根植本、涵养性灵的特殊方式。

  当然，公安派的这种“奇景”观念也有局限。比如，他们过于强调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对于人文景观的内涵发掘则较为欠缺，这使得公安派的游记往往灵动有余而厚重不足；过分倚赖于直感的审美方式，也令公安派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上比起竟陵派要略逊一筹。

  总而言之，公安派以李贽的“童心说”为精神内核，在奇景的欣赏中推崇自然、排斥人工，提倡灵动、厌弃板滞，倚重直感、悬置见闻。公安派的“奇景”观念是其性灵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晚明尚奇思潮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对于把握晚明的游记创作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受苏轼、米芾的影响，公安派在审美风格上尤其青睐中唐以来兴起的怪奇之风，这和前后七子形成鲜明反差，对于中晚明的复古思潮也起到了一定的反拨作用。

  （作者：陈刚，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