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当下谈论含有诸多审美元素的诗学早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人们或许会认为,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文学理论江河日下的情形下,文学面临死亡境地,谈论比较诗学还有何意义?这种讨论是否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只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的情形,并不代表整个世界的文学理论状况。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通过近百年来学习西方理论和弘扬比较文学,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已娴熟掌握了西方文论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此外,我们从未忽视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实践。可以说,现在已到了建构中国的理论话语的时候了。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世界各民族、国别的文学和文化千姿百态,能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审美标准吗?我认为:在绝对意义上说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依循一种相对普遍的审美标准来进行理论建构还是可以做到的。对此,可从“世界文学”理念的建构中见出端倪。当年歌德提出这一构想时,几乎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假想,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歌德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但他同时又陷入了德意志中心主义的陷阱。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提到“世界的文学”概念,才将其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联系起来。后来,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世界主义的理念被放逐到边缘,尽管一些有着比较意识和国际视野的文学研究者大力提倡比较文学研究,但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依然缺乏一个整体的和世界文学的视野。
需要强调的是,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也能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版图。关于前者,我们可从最近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出现的“重建中国批评话语”的尝试中见出端倪。张江在质疑西方文论时已大胆提出自己的“本体阐释”构想。由此可进一步推进,仅用现有的理论进行文学阐释并不是理论工作者的最终目的,关键是要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这样才能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各种理论话语的众声喧哗中发出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当然,这种声音开始时会比较微弱,甚至完全有可能为国际学界所不屑。但是,随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的日益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论的地位也会相应得到提高,这是需要我们自己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不言而喻,当下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非边缘化”和“重返中心”的努力仍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中国文学究竟有多少作品已跻身世界文学之林?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去很少,现在已开始逐步增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这一现状与中国文学的实际很不相称。这也正是为什么,世界诗学的建构对于重写世界文学史,进而扩大中国文学和理论在世界文学和文论版图上的地位,变得十分重要和非常有益的原因。关于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已故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曾提供颇有说服力的例证。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推动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进程还有待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如果说,歌德当年呼唤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确有点不合时宜,那么,在今天世界文学已成为一种审美现实的情况下,世界诗学的建构将不会遥远。
——摘编自王宁《世界诗学的构想》,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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