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
1942年元旦，子夜时分。深圳、香港之间的海面上浓雾弥漫，一片肃杀。一条小船在浓雾里时隐时现朝大陆方向驶来。
船头几名水手短装打扮，人人腰间插着驳壳枪，从机警的眼神看，这是些久经战阵的豪客。而舱中几人，尽管当地船家人打扮，但谈吐儒雅、举止斯文，一看就是些文化人。
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短枪队”的战士们，在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指挥下，正在侦察水上路线，为护送爱国文化人士撤出香港、向内地转移做最后的准备。
1941年12月，日寇占据香港。此前，数百名从上海、重庆、桂林等地撤退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遭到日寇搜捕。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等800多人。
香港彻底沦陷前，在文化界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也曾派出飞机“营救”。但“营救”的是什么？“皇亲国戚”和他们的保姆、侍从，甚至还有不少宠物狗。而广大爱国人士，望眼欲穿却只能徒呼奈何！
“人不如狗！”国人寒了心。
危难之际，党中央从延安发来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迅速做好准备，组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展开营救。周恩来亲自指挥：“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经过多次侦察，廖承志等人确定了4条撤退路线，其中从香港岛到九龙，过荃湾，翻越大帽山，进入元朗十八乡，过落马洲，渡深圳河到达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一线，转移人员最多。
1942年1月9日，第一批文化人士开始撤离。邹韬奋、茅盾夫妇、廖沫沙、胡绳、胡仲持、叶以群、戈宝权等20多人，换上广东人常穿的“唐装”，挎着小包袱，化装成逃难的平民，由游击队交通员暗中带领，绕过日军的岗哨，到达铜锣湾避风塘渡口。
“偷过港九的封锁线得坐小划子，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敌人在海边放得有步哨，看见偷渡的划子就要射击，而在海上，还有巡逻电艇，也是对付偷渡者的。”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回忆起这段逃脱经历，十分惊心动魄。大伙儿分别乘坐3艘有竹席蓬的小船，乘着凌晨巡逻日军换岗的机会，冲进海雾，划向九龙。
“又是仓皇万里行，岭南春半半阴晴。东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胡绳也因这段仓皇的经历有感而发，以《东江》为题作诗一首，表达当时颠沛奔波的心境。
1月11日清晨，邹韬奋等人到达九龙秘密接待站。在短枪队护送下，悄然越过日军的封锁线，经过两日跋涉，终于在1月13日傍晚抵达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成为首批被成功营救脱困的人士。
而有些文化名人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容易被人认出，或者年老体弱，无法经受长途翻山越岭，廖承志决定，让他们走经过澳门到桂林的营救西线。范长江、夏衍等几十人，走的就是这条营救西线。
为迎接大批被营救人员的到来，白石龙村的党员和全村青壮年配合游击队，在山上建起了“山寮招待所”，安排自卫队巡逻、站岗放哨，组织担架队接应伤病员，组织村民运送大米、柴草。小小村落一时比往日热闹了许多。
“山寮招待所”条件艰苦，粗茶淡饭，茅棚草席。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用山间溪水洗脸、擦身，身上都长了虱子，他们非常乐观地说：“这是革命的虫子。”他们白天或参加游击队的宣传工作，或进行抗日文学创作，或体验游击队员的生活。夜晚和游击队员们一起联欢，互相激励、以苦为乐。
“这次回来，感受很深，特别感到这是作家直接同抗战实践结合，创造革命文学最好的机会。”邹韬奋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你们拿枪杆子，我们拿笔杆子，今后一定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邹韬奋等人后来回忆起在游击区过除夕的情形，依然十分激动：“大家起立鼓掌，一面接受慰问物品，一面拭着激动的眼泪，看着，笑着，想着延安党中央，久久不能平静。”
随着在香港神秘“失踪”的文化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白石龙村，“草寮招待所”已容纳不下，部分体弱多病者被转移到更加隐蔽的龙华阳台山上，更多的人则分批由游击队员和地下交通员武装护送，躲过日伪顽军的耳目，一站接一站地从田心、茶园、惠州、老隆、韶关，安全转移到内地。
这次“大营救”，脱险的各界爱国人士共计800多人，为日后的抗日战争胜利保存了文化火种。请看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
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澍、金仲华、乔冠华、沈志远、刘清扬、胡风、千家驹、范长江、胡仲持、萨空了、廖沫沙、蔡楚生、司徒慧敏、丁聪、叶浅予、章泯、金山、宋之的、叶以群、高汾、于伶、梁漱溟、高士奇、胡蝶等。
“大营救”还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这场人数众多困难重重的“虎口脱险”，足迹遍布11个省市，行程万里以上，所救人员无一伤亡。
但是，很多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沿途村民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98年10月28日，港九大队老战士联谊会与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一起，将一份115人的牺牲烈士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纪念龛。
84年后，“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采访组来到深圳白石龙村。如果不是村口那座“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提醒，哪会知道这里当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四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铁和广深港高铁隆隆驶过……
是啊，这里早就成了大深圳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 高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