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终将成为一段佳话：
7月2日，在《光明日报》所刊《“昆仑石刻”献疑》一文的补记中，篆刻家、清华大学研究员刘绍刚赞同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刘钊对石刻字形之论，并表示，对此前自己撰文质疑理应从“文章中去除”。
这种坦荡剖白、磊落交锋的风度，实可谓“以理服人”最生动的注脚！
何为以理服人？不彰名位之重，不倚资历之深，不赖声威之赫，而以坚实证据为基，以缜密逻辑为楫，以切磋互益为旨，通过说道理、展学理、明哲理，使人信服、折服、悦服。正所谓“求服人心，非屈人口”。
回望南宋“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虽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上针锋相对，但其辩难往来引经据典、如切如磋，尽显君子求道之诚；反观牛顿与胡克关于万有引力优先权之争，相互攻讦、彼此踩踏，虽牛顿最终胜出，后人视之不免惋叹唏嘘。
的确，争鸣若失其道，易流于意气之争；论辩若失其理，或沦为言辞之斗。唯有以理服人，方为正道！
以理服人，其实，考验的不仅是每一位论辩者的学识学养，更是其学术品格和胸襟修养。
它需有尊重事实的清醒。
“论莫定于有证”，学术争鸣的起点是客观证据，而非主观臆断。无论提出新说抑或反驳旧论，都应基于扎实的论据，让每一个观点均能经得起“追问”与“复核”。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博引中西，凡遇歧见，必穷尽文献、细梳脉络，其研精覃思的态度，实乃以理服人典范。
它需恪守逻辑的自觉。
伽利略曾说：“在真理面前，一千个权威抵不上一个谦恭的逻辑推理。”论证过程需遵循同一律、矛盾律等基本逻辑规则，避免偷换概念、循环论证等逻辑谬误。当对方指出逻辑漏洞时，与其急于辩解，不如潜心修补论证链条——逻辑的完善，本身就是学术进步的阶梯。
它更需包容异见的胸襟。
学术争鸣，本就是不同观点之碰撞，允许观点差异，又能“和而不同”，是争鸣者应有的格局。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主张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李景汉则坚持社会调查方法。尽管两人课堂上公开辩论，面红耳赤。课下，则取长补短，引为知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广引李景汉的统计数据，李景汉则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借鉴费孝通的田野观察。
“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对待不同观点，即便认为其存偏颇，也应先理解其论证脉络，再针对性地予以回应，而非简单贴上“错误”标签。这，才是论辩者应有的宇量。
论辩的终极价值，不在“谁挑战了谁”，而在“谁找准了问题的所在”；不在“谁战胜了谁”，而在“谁激发了创造的活力”；不在“谁超越了谁”，而在“谁真正接近并掌握了真理”。
唯有以理服人，方能让学术争鸣始终指向真理的灯塔！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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