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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理论道】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节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奔涌而至，迫切需要通过优化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完善政府知识配置模式、妥善利用新兴数字技术等举措，增强政府应对时代挑战、把握发展机遇的能力，多维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优化干部队伍知识结构
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治理成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2024—2028年）》提出，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优化年龄结构，改善专业结构，完善来源、经历结构。实践中，“学过、干过、管过”是拟任领导干部的重要选用条件。例如，随着金融技术和金融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各级党委在“搭班子”时越发注重选派具有财金系统工作经历的干部来增强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正是面对治理新情境而对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的举措。
现代国家治理越来越成为一项追求精细与准确的超大规模复杂工程，以往通过向专家学者等外部智力支持进行决策咨询的知识调用模式，已难以满足动态且分散的决策需求；同时，各种治理难题也难以被化约为简单的技术方案，而需要各级干部基于自身知识储备特别是在长期任职中所形成的实践性知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出兼具操作性与科学性的治理思路。迅速发展的技术手段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方法，也对各级干部队伍能否与时俱进地用好这些新工具提出了挑战。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应对极端自然灾害为例，尤其需要即时信息的大量汇聚以修正和完善应急管理方案，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一方面有能力利用先进技术汲取这些信息，另一方面还要拥有快速分析研判、将这些基础信息转化为科学决策的能力，只有这两个基本面向兼具，才能防范极端自然灾害由自然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因此，应不断改善党政领导班子的专业结构、来源结构、经历结构，科学优化各级干部知识更新的水平和标准，以形成能够切实回应现代社会风险治理需求的知识结构，以干部队伍专业化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完善政府知识配置模式
在治理视角下，政策制定有赖于不同主体的知识贡献、基于信任的知识互动与合理的知识配置结构，强调专家、决策者、公众共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决策科学化”这一命题的讨论，多偏重于完善专家咨询制度等调用科学知识的维度，而对国家在治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缺少必要关注，这会造成对科学决策所需要的知识结构的认知不足。
事实上，有意识地吸收国家公务体系在长期治理实践中所生产的经验知识以及社会共同体在长期生活中所培育的地方性知识，在一些治理情境中极为重要。以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为例。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以城乡规划等学科的专家为主的编制团队，往往难以应对地市级以下的编制工作，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专家团队不了解县乡一级的社情民意，其设想的土地规划往往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落地，即缺少当地干部的实践性知识；另一方面，这些专家团队往往缺少关于当地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对各民族交往的历史、生活习惯的了解不足，可能会造成规划落空。
由此可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需要形成科学知识、实践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并重的知识配置理念，在决策过程中建立有利于多种知识主体进行互动的体制机制。对于拓展实践性知识而言，应充分发扬我们党“逢改必试”、重视经验积累的传统，正如陈云同志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对于拓展地方性知识来说，应鼓励各级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好地方性知识优势，主动构想有助于高效推进政策落地、实现政策效果的土办法、好办法，积极谋划有温度、能落地、可实施的工作规划。
充分利用新兴数字技术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政府能够通过建立信息收集体系，形成大规模数据库，储存有关经济与社会运行的信息，进而感知社会运行与潜在风险并施加干预，如近年来“用云量”成为反映数字经济热度和规模的新兴经济指标。另外，政务热线12345的治理实践，也是基于数字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项举措。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对每日数以万计的热线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大量无规律的来电诉求被转化为风险热力图、诉求折线图等咨政报告，实现了对夏季洪涝、冬季供暖、大气污染等潜在诉求的预防性治理，重塑了议程设置流程。过往的数字政府建设倾向于用传感器等捕捉客观信息，感知的信息更多来自物体；而政务热线等诉求表达机制可以帮助政府以数字技术为载体获得海量社会数据，有助于更及时、更精准地感知城市运行，实现从“物感城市”到“人感城市”的转变。
数字时代的知识配置技术、机制和模式都发生了颠覆式变革，与治理相关的知识配置将不仅仅是政府自身的知识管理能力，也不只涉及政府与外部专家的知识合作，还涉及政府与科技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例如，南京市应急管理局探索基于信息化平台的知识调用，上线“金陵应急宝”为知识供需双方提供撮合竞价交易机制，吸引入驻专家1700余人。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提升也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新机遇。传统经验导向的城市治理体系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提取知识，往往基于简单的归纳分析或单一主体的趋势研判；而数据导向的治理则是基于复杂因果分析的全流程处置。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有助于将干部队伍从简单事务中解放，以知识赋能基层公务人员、以算法赋能决策研判过程，实现精简治理、敏捷治理、智能治理。因此，应积极利用新兴技术优化治理模式和治理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在数字技术辅助下实现治理创新的案例宣传和推广，以数字化助力治理效能的提升。
（作者：孟天广、王心怡，分别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副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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