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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光明日报哲学版近期刊发的四篇关于汉语哲学的学术争鸣文章，关涉汉语哲学的若干疑难之点，诸如汉语哲学的界定及其历史、普遍性和意义，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以及语言与哲学的关系等。它们确认了汉语哲学的一般意义，拓展了有关汉语哲学的性质的理解，揭示了汉语哲学一些有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方向和问题。这些讨论同时也表明，汉语哲学的基础依然不那么清楚，而这也会妨碍全面深入理解汉语哲学的实质和意义，以及它所面临的困难和可能的前景。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讨论。
命名与意义
笔者首先想要强调的是，汉语哲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乃是一个事实，只是它先前没有被人清楚地揭示出来，也没有得到必要的规定和阐释。就如人类生命结构及其遗传特征是由基因控制一样，在它被发现之前，人们是以其他的理论来解释生命现象和遗传机制的。这并不等于先前的理论没有意义，它们是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必要的先行阶段。当分子维度的生物过程，包括DNA、RNA和蛋白质的结构、功能和相互作用被揭示出来时，人们才认识到生命活动的真正事实。在今天，离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理论，甚至最为简单和普通的生命现象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解释。汉语哲学也可以依此理解，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汉语哲学既是一个现实、人类意识的一种现象，同时也会呈现为说明这种现象的若干理论，用以解释许多它自身特有的性质。比如，在汉语哲学的表达中，试图用“是”无一例外地对译印欧语系“to be”一簇的系动词，就是完全做不到的。
有鉴于上述事实，汉语哲学应当被视为对一种事实和现象的命名，而并非一个学科或方向。关于这种事实和现象，人们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来阐释，因此，汉语哲学一定会产生出不同的学派和理论，就如德语哲学曾经涌现许多理论和学派一样。一切以汉语为载具的哲学活动，皆在汉语哲学的指称之内，而以汉语为载具从事哲学运思和表达的学者，皆为汉语哲学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一个单单从事汉语哲学而被称为汉语哲学学者的群体。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广义汉语哲学的意思。诚然，狭义汉语哲学研究可以形成独特的方向，但它只是广义汉语哲学之下的一个领域。
基于上述的理由，当下关于汉语哲学的讨论重点不应当再放在汉语哲学正当性上面，关于汉语哲学的意义的讨论也要转换为对这样的事实和现象的发现和命名的意义的讨论。哲学原本是一项自由的事业，但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命名规则束缚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画地为牢，自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汉语哲学的视域突破了所有这些限制，以汉语为载具的哲学活动应当自如地直面一切导致哲学关切的问题。
语言与哲学
前述刊发的四篇讨论文章都谈到了语言与哲学的关系。当我们简单地说，语言与哲学的关系乃是载具与所载的关系，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而并不能道尽此种关系的复杂性。哲学只能在语言之中运思和表达，同时也是语言得以实现的一种形态。诚然，哲学是比人类任何其他意识活动更依赖于语言的一种形态。当代主流的或曰压倒性的观念承认，人类具有共同的和普遍的理性，换言之，人类意识具有共同的一般结构并能够形成一般的原理。生成语言理论尤其强调，所有人类的语言都源于并奠基于一种共同的语法。因此，如果接受这样的理论，那么从基础和前提上来说，任何哲学活动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受到这样的普遍结构的支持和约束。
同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认知构成了意识的核心，哲学奠基在认知的基础之上。简单地说，认知及其成果即知识的发展，决定性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程度和方向。不过，所谓知识并不仅仅限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样态的知识都包括在内。
就如人们所熟悉的那样，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的知识是在不同的语言共同体里沿着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知识和社会发展的相对封闭——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交通的疏密实际上也相当不同——使得他们的知识形态、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形成了颇有差异的文明类型。这种情况自然也体现在哲学的发展方面。更具体地说，譬如西方哲学，作为汉语哲学对标的对象，是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语言共同体及其文明在早期大大相异于汉语文明，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与若干比它发达的异质文明为邻，彼此交流和互动，造就了它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就语言与哲学的关系而论，西方文明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在近代之前，其文明主流的赓续基本上就体现为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接续。直到近代早期，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通用的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哲学才分化为不同语言的哲学。从形态上来看，当今世界的几大哲学形态都呈现出以语言为界限的鲜明特征，如英美哲学（Anglo-American philosophy）、德语哲学和法语哲学，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拥有共同的目的、探讨相同的基本问题，并在某些观点上达成一定程度的一致。我们看到，英美哲学注重语言与逻辑、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以及道德哲学；德语哲学注重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传统、现象学及存在主义、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等；法语哲学则注重对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解释或解构，关注主体性以及社会政治问题，并以将哲学与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乃至科学和技术等熔于一炉的特别的视野和手法纵横于世。
仅仅这一概观就可以令人领会，语言对哲学形态的作用和影响是如此直接和重大。诚然，人们还可以追问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以及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然而，相对于其他语言的哲学，譬如汉语哲学，西方哲学不仅具有共同的历史，而且具有大致相同的科学、技术、社会、法律和文化环境。即便如此，它们依旧各自形成了从主题、路径、方法到风格的颇相歧异的形态。
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现实的哲学都托身于某种语言，纵使在未来，某种一般的和理想的语言也不可能出现。这就是哲学的现实境况，也是人类意识的现实界限。因此，人类共同的形而上学追求只能通过不同语言的哲学实现，而这种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普遍性与特殊性
普遍性构成了本场讨论的一个焦点。所有讨论者都肯定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比如傅永军所言“汉语哲学作为一种普遍哲学”，庞学铨所称“可以表达普遍哲学”，抑或是吴根友所述“用汉语言表达的哲学思想”，即便孙向晨强调汉语哲学有独特的出发点和视角，但依然认为汉语哲学立足于人类普遍问题。毫无疑问，这些观点直截了当地反驳了如下的论断，“汉语哲学是研究者们从中国思想及其表达的特殊性上寻找哲学观念的普遍性特征”。也就是说，它们更深入地把握了汉语哲学的性质。
不过，汉语哲学的普遍性还应当追溯至最底层的根源。汉语哲学直面人类的一切根本的问题，就此而论，它并不需要特殊的视野、路径和方式；或者说，任何哲学的视野、路径和方式对它都有效。尤其在人类共享知识和信息的今天，一般而言，汉语哲学也就享有了与任何其他语言的哲学同样的知识背景。仅仅事关狭义汉语哲学时，特殊的视野和方法才是需要的，但其研究和成果依然具有可传达的普遍性，或普遍的可传达性。不过，就如英美哲学、德语哲学和法语哲学的不同形态所表明的那样，汉语哲学虽能处理任何人类的问题，但由于历史和传统，更由于汉语本身及其共同体必然会造就的独立和自主性，从整体上来说，它也就一定会形成独特的形态。
从结构上来说，汉语哲学的普遍性并不取决于它所处理的问题的普遍性，而是取决于作为其基础的人类意识的一般结构，源于人类语言的一般结构。就如生成语言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汉语与任何其他语言一样拥有共同的普遍原则以及该普遍原则运用的参数，诚然，其所采用的参数与其他语言是不同的。这样的理论当然就推翻了20世纪之前流行的语言优劣论。
如同所有语言共享的普遍原则一样，具体语言的多样性依然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难题。当人们在追求形而上学时，无论内在的思想还是外在的表达，无不凭借具体语言进行。那么不同的语言能否达成形而上学的共识？如果因为语言的差异而达不成共识，那么形而上学的意义又在何处？如果只有一种语言能够思考和表达形而上学，那么我们且不必说它是族类形而上学，而可以追问：这种形而上学对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来说又有何种意义？
汉语哲学并不受汉语世界的局限，就像英美哲学并不受英语世界的局限一样。尽管它生长和生存于汉语共同体，但它的关切始终是人类的，即便在其发端之时，人类的其他文明尚在其视域之外，其关切所在和视域所向却是整个世界和一般意义的人。其他语言的哲学也同样如此——尽管关于人的一般性的看法在上古不同语言的哲学中是差异的。譬如，以汉语表达的政治学并不仅仅关注汉语共同体的政治，也考察人类一般的政治原理一样。
即便狭义汉语哲学关注汉语思考和表达的特殊方式，它依然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而汉语共同体的特殊情感，并不由哲学来表达，而是通过汉语的文学和艺术等形式来表达。
汉语哲学的困难和前景
汉语哲学的自觉不仅仅表明其本身的创新和超越的能动性，同时也表明汉语共同体整体精神活跃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力。因此，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承认人类共同的意识结构和各种语言的共同原则时，也要注意和考虑如下情况：在曾经的和现存的众多语言中，只有少数几种语言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的等理论的语言，并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主流语言。
回顾汉语哲学的历史，人们可以领会，它不仅仅是哲学的历史，更是汉语共同体精神的活动和展开的历史。汉语文明相对于周边的其他语言共同体的文明勃发的时间更早，规模更大，发达的程度更高，尤其在精神世界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相对于其他发达的语言共同体，它不仅在起源之初和上古时期基本上独立发展，与它们极少互动；即便与最接近的古代印度文明的交流，也远远达不到地中海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那样。
汉语精神因汉语哲学这样的发展及其历史，相对于历史上的和当今存在的主要语言共同体而言具有独特性，并作为历史的因素浸润在当今汉语哲学之中，与其他因素一起发生作用。因此，相应地，汉语哲学自觉的重要前提是汉语共同体全面的振兴。可以看到，在汉语哲学概念提出的前后，人们已经提出了汉语法学、汉语神学等概念。不仅如此，汉语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要取决于该共同体全面发展的进程、深度和高度。它事关汉语哲学的精神基质，而并非单单的汉语哲学研究所能够成就的。换言之，汉语哲学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汉语整体的学术前景，尤其是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地位及其前景。所有历史上曾经居于主流或蔚为大观的特定语言的哲学，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以发达的科学技术、经济和教育、历史和文化，或者其中的几种为条件和境域。这一点是我们反思汉语哲学时必须认真思考的背景。
目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今国际学术界，作为学术语言的汉语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知识界对于汉语的意义和价值重视度不够，对汉语的未来学术前景预估也不足。这是汉语哲学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对汉语或任何一种语言在人类文明和学术中的地位与前景，事实上存在着原理论与后果论两种观点。笔者在前文已经阐述了原理论的基本观点。它的优势在于以人类共同的理性为根据。该理论乃是现代的产物，而在西方只是启蒙运动的成果。然而，它亦有自身的软肋：为什么只是少数几种语言成了科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主流语言，而其他的语言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后果论的优势在于其有明显的事实证据。某一种语言现实地居于强势的地位，那么它就很容易让许多人相信该种语言拥有高于其他语言的优越性。但后果论的尴尬在于，若干曾经居于强势地位——甚至长达千年——的语言衰落了，甚至消亡了。
当然，哲学也并非只是被动地受到精神其他层面的推动，它本身也是精神活动的核心部分，不仅反思其自身的精神现象，而且反思人类的普遍问题。汉语哲学自然具有这样的意义和作用，它以汉语为载具对人类一般精神及其现象的反思，包括对科学和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的哲学思考，乃是促进汉语共同体精神活动的重要动力。这与汉语共同体中的科学和社会现时的蓬勃发展及充沛动力一起，乃是我们期待汉语哲学良好前景的根据所在。
（作者：韩水法，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典汉语意识思想与现代意识理论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