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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龙摆尾辞旧岁，金蛇狂舞闹新春。每逢过年，民乐《金蛇狂舞》的激扬旋律便总是萦绕在大街小巷，烘托出热烈喜庆的气氛。这首乐曲由革命音乐家聂耳先生根据其故乡昆明民乐改编而来，无论从音乐形象还是命名来看，都无不给人带来力量与希望，充满了画面感。用聂耳自己的话说，他希望这首曲子“要让听的人都激动得跳起舞来”。
音乐家用抽象的音符，塑造出狂舞的金蛇，以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精神，让它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难忘记忆。回望历史长河，国人描绘蛇的历史颇为悠久。这些形态各异的蛇，不仅展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更成为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创造。
在中华民族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可读到有关蛇的诗句。例如《小雅·斯干》一篇里，便有“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之语，意指如果梦见蛇，那是将有女儿出生的吉兆。这既反映出蛇在古人心目中与女性之间的象征关系，更体现出其所蕴含的神秘属性。
华夏民族很早就将蛇作为图腾之一。建立了夏王朝的大禹，传说其母名为“修己”，“己”与“巳”相通，而“巳”字的写法又是从蛇形演化而来，所以“修己”的字面意思便是“修长的蛇”。一般认为，她便是来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其子之名“禹”字的写法其实也与蛇形有关。而大禹的儿子夏后启，在《山海经》中亦被记载为头饰两条青蛇的形象。上古的神话传说一再显示出蛇在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也为当今不少考古发现所印证。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其细长而扭曲的造型便应源于蛇的姿态。该器一端较大，左右对称并呈方形布局，好似蛇的头部，而其上两个凸起的圆形装饰，又与蛇眼十分相似。遍布器物全身的绿松石，以小块拼镶而成，一如蛇躯所覆鳞片那般闪亮。夏王朝这种源自蛇的图腾信仰，对于后来逐渐融合而成的龙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在“龙”字的繁体写法中，依然保留着“巳”字的结构。
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龙的形象广为人知。然而，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考证的那样，“龙”在最初本就是一种大蛇的名字，而龙具有蛇身，也能表明“龙的基调还是蛇”。国人至今都习惯将蛇称为“小龙”，更将不少龙蛇形象的作品同题并论。山西陶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一件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盘”。在这件新石器时代的著名遗物内侧，以彩绘的方式描绘了一条卷曲的“蟠龙”。然而这条“龙”没有足，其口部还绘有锋利的牙齿与吐出的信子，这些正是蛇的特征。同时，先民们还用略带弧度的笔触，刻画出遍布蛇身的鳞纹，进一步增强了画面的写实趣味。以蛇装饰陶盘的做法，直到夏朝依然流行。现藏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鱼蛇纹大陶盆同样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在其口沿的内侧器壁上，堆塑了一圈蛇纹。这条蛇首尾相顾、纤细灵巧，同样可被视为早期蛇崇拜的代表作。
上古先民对于蛇的崇拜，还集中体现在对神话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例如夸父、共工等，其造型都与蛇有关。夸父逐日的传说十分有名，而据记载，他便是耳戴两条黄蛇玉饰，左右两手各执黄蛇与青蛇的形象。共工原本是尧帝的臣子，后来逐渐演变为上古帝王和部落首领，他则有着人首蛇身的外貌，且其臣属凶神相柳亦是九首蛇神。在众多与蛇有关的神仙形象中，尤以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最为经典而知名。
由于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至少在战国时代，关于女娲的传说已经广泛流传。屈原在他的《楚辞·天问》中，就曾发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叹问。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此句下面注解道：“女娲，人头蛇身。”指明了女娲的形象。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顶部中央，便可看到人首蛇身的女娲画像。这尊女娲像上半身为汉代女性造型，蛇躯则缠绕成团，凌驾于描绘墓主灵魂升仙场景的整幅画面之上，显示出其重要性。东汉时期，女娲信仰更为流行，其传说故事也更为完备，她以造人与补天的不朽功勋，成为中华民族万世敬仰的创世女神。
除了单独出现，女娲与伏羲更常被一同描绘。东汉诗人王延寿曾经游览过鲁国境内的灵光殿。这座华美的建筑，始建于西汉景帝时期，幸免于两汉之际的兵火，还保留有繁复的壁画装饰。游览过后，王延寿写下著名的《鲁灵光殿赋》，文中历数了他当时所寓目的画面，“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图画赫然在列。尽管今天已经无法看到鲁灵光殿壁画中的伏羲女娲，但是从两汉时期所保留下来的不少画像石中，依然可以看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例如在山东沂南北寨以及嘉祥武氏祠等处出土的画像石中，就时常可以看到绘有伏羲女娲的画面。他们分别位于画面的右侧与左侧，各自手中举着曲尺与圆规，上半身朝向不同，但下半身缠绕在一起。刻工甚至还用波浪线刻画出鳞片的痕迹，强调出蛇躯的质感。值得注意的是，蛇躯显然并不仅限于伏羲女娲的表现，在二人周围翻飞的羽人也被刻画成人首蛇躯的模样。因此，或许可以认为“人首蛇躯”正是两汉之际仙人造型的特征之一，而这也显示出蛇在此时所散发出的神性魅力。
流行于两汉之际的伏羲女娲像，确立了这类图像表现的基本模式，影响十分广泛深远。从中原到西南，从东部到西北，甚至在新疆，都能看到伏羲女娲像的遗存，其中又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集中出土的绘制于公元3至8世纪之间的大量伏羲女娲图帛画最为引人关注。虽然这些帛画看上去构图相似，但仔细观察，却不难发现伏羲、女娲的妆容和服饰亦随时代变迁而变化。这些不尽相同的伏羲女娲像，不仅反映出各历史时期的风貌，更是中华文明交融的生动写照。
两汉时期，除了将蛇躯与人首相结合，塑造出伏羲、女娲等诸多神仙形象外，还将蛇与其他动物组合在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神仙图像谱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玄武形象的产生。至少在战国时期，“玄武”就被确定为北方之神，后又因循五行学说成为水神。一直以来，“玄武”都是仅以龟为形，直到汉代才转变为龟蛇相结合的图案并流传至今。在大量的汉代瓦当、画像石中，都可以看到几条蛇缠绕于龟身的玄武形象。东汉后期，随着道教的兴起，玄武又被吸收成为该教所崇奉的神明并越发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特别是在宋、明两朝，对于玄武的信仰尤甚。千百年来，这龟蛇一体的形象始终默默守护着北方的安宁。
除了与龟结合，历史上人们还将蛇与兔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表达美好的祝愿。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蛇盘兔，必定富”的说法。人们认为，当生肖兔与蛇的人结婚，必将大富大贵。这一说法的起源尚不清楚，但却反映出民间对于美满生活的向往。在陕西、山西等地区的民间剪纸中，一直保留着这一经典主题。这些剪纸造型生动，构思精巧，往往利用蛇的卷曲身姿，形象地将兔子“盘”起，一如玄武的形象那般，展现二者之间紧密的联系，象征婚姻的美满幸福。
民间剪纸中常见的蛇形象，除了“蛇盘兔”题材以外，还有“蛇神”。这类剪纸往往刻画雌雄对偶的人首蛇身形象，与伏羲女娲图像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又已经摆脱了伏羲女娲的标志性特征，进而演化为纯粹的蛇神。
中国民间最为家喻户晓的“蛇神”，恐非《白蛇传》中的白蛇、青蛇莫属。这个古老的传说，讲述了千年白蛇化身报恩的故事，历来为百姓津津乐道。其中诸如水漫金山、游湖借伞等不少经典场景更是被传统剪纸与年画广为表现。以白蛇、青蛇为代表的所谓“义妖”，实际上正是反映人心冷暖的镜鉴；而对于他们的喜爱，也恰好展现出广大中国百姓崇尚正义与良善的品格。
从《金蛇狂舞》的飞扬曲调到蛇化为龙的图腾变换，从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躯到龟蛇、兔蛇相融合的吉祥意涵，古往今来，蛇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如影随形、相生相伴。它承载了厚重历史与美好祝愿，穿梭于人神之间，游弋在耳目心田，护佑着国泰民安。
（作者：王瑀，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