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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期，昌州刺史韦君靖在永昌寨（今重庆大足北山）主持造像，开启了大足石刻大规模雕凿的序幕。时至南宋，大足人赵智凤师徒数代历经70余年努力，在大足宝顶山建立起一座集儒、释、道多家思想于一体的艺术宝库，其余绪延续至明清，造像群覆盖大足及周边地区，成就了如今享誉世界的大足石刻。
1940年春，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我国西南地区调查古建筑遗迹时，对这片以大足北山、宝顶山为中心的石刻群进行了调研，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945年，时任中国学典馆馆长的史学家杨家骆，组织马衡、顾颉刚等十数位专家学者对该石刻群进行了考察，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大足石刻”，认为“此次考察之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大足“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修缮和保护大足石刻，大足县石刻保管所（今大足石刻研究院）正式设立，至此，这颗藏于深山的明珠在世人眼前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与此同时，大批艺术家相继来到此地，通过采风写生等方式对大足石刻进行多向度研究，对新中国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展现民族气象
1954年，为践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创作方针，西南美专（今四川美术学院）首届雕塑系学生王官乙、叶毓山等人在老师的带领下，驻扎于大足山中临习、复制石刻造像，旨在通过研习中国传统造型语言，解决在艺术创作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对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深入学习，深刻影响了这批艺术家的艺术观念与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新中国美术大众化与民族化的进程。
创作于1965年的群雕《收租院》被誉为我国雕塑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创新意义的里程碑。作为主创之一的王官乙在回忆该作品的创作过程时，多次提到大足石刻给予他的启示。大足石刻涵盖内容广泛，雕刻技艺精湛，其一大艺术成就便是运用高浮雕、浅浮雕等多样的形式结合巧妙的画面构成，将诸多民间传说与宗教故事以极其生动的面貌展现出来。如大足宝顶山石刻中的《牧牛图》，将一个充满哲理的民间故事巧妙分隔为十二个单元，以连环画般的构成样式娓娓道来，让原本深奥的思想内容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展现给世人。群雕《收租院》的构成灵感正源于此，百余米长的人物群雕如同传统中国画手卷一样徐徐展开。雕塑家们将作品分为七组，并通过对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置陈布势，使各组主题清晰分明又紧密关联。
艺术家江碧波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歌乐山烈士群雕》展现了革命烈士舍身为国、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该作品在人物布局方式上借鉴了大足北山136号、155号石窟的结构，采用花岗岩石块堆叠塑造了九位紧密环绕在一起的烈士形象。群雕整体呈塔柱式造型，四面分别展现了不同人物的姿态与面貌，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样的空间布局，使群雕呈现出向上延伸和向中心汇聚的视觉效果，极具艺术张力。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始终思考着如何反映和表现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如果说对大足石刻构成样式的借鉴，赋予了作品极具传统韵味的叙事方式，那么对大足石刻造型样式的吸纳，则为彼时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全新的风格面貌。
雕塑作品《养猪妇》塑造了一位朴素的农妇形象，她手持大勺，仿佛正望着猪仔争食，幸福洋溢在脸上。作为首批临习大足石刻的雕塑家之一，伍明万的创作致力于在人物形体结构中寻找形式美感。在创作此件作品时，他借鉴了大足石刻造像富有装饰性的衣纹刻画技巧，强调线条的简练与流畅，力求以概括的平面化造型凸显人物神韵，在追求雕塑严谨、理性的空间塑造的同时，展现出温婉含蓄的东方之美。
此外，叶毓山在《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万众一心》等作品的创作中，将从大足石刻中习得的传统摩崖造像的造型观念融入作品的空间营造中，以浮雕、圆雕相互穿插的方式创造出一种现代雕塑样式。龙德辉的《方腊》《觉醒》等雕塑作品则将大足石刻造像简练而充满力量感的造型方式与西方雕塑技法相结合，为中西艺术的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我的创作遵循民族的特性、科学的态度、大众的方向，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深深打动了我，我也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得到大众的认可。”龙德辉曾在一次访谈中如是说。
绽放时代新姿
大足石刻作为传统造型艺术典范，为新中国的雕塑创作提供了丰沛的养料，推动了其艺术风格的创新。时至当代，随着文明交流互鉴、科技蓬勃发展以及艺术理念的不断更新，大足石刻更是释放出源源不断的能量，成为广大艺术家们深耕的沃土。
纵观当代艺术家们以大足石刻为灵感源泉进行的创作探索，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媒介的丰富性，大足石刻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不再仅仅体现在雕塑领域，而是随着更多创作者的加入，逐渐辐射至不同艺术门类；二是观念的多元性，艺术家们对大足石刻艺术精髓的挖掘呈现出多样的视角，在充分借鉴其构成、造型等视觉表征的基础上，展露出通过当代艺术手段探讨传统造型艺术背后文化意涵的创作意图。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焦兴涛创作的雕塑装置《才子佳人》。该作品塑造了头戴帽冠、身披华服的才子和佳人形象，其姿态借鉴了大足宝顶山石刻中供养人及侍女的形象。艺术家收集了日常创作中遗留的各式金属边角料，通过穿插与焊接，将充满传统文化意蕴的人物形象转化为具有崭新视觉特征的艺术品。从作品选取的材料与创作技法来看，它无疑是“现代”的，但就其整体呈现的造型风貌和传递出的格调气韵而言，它又是“传统”的。艺术家正是希望以这样的创作方式探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异同，尝试以新的艺术载体传承传统雕塑之美，深入挖掘并激活其文化基因。
大足石刻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民间信仰、世俗生活及艺术审美的流变，这一流变过程与本民族的文化特性紧密关联。张小涛的作品《铁轮》以此为突破口，借助新媒体艺术手段将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中的《柳本尊十炼图》进行比较研究。艺术家希望通过影像表现民间造像艺术的时代演变，讲述中国传统艺术如何在当代被重新赋予生命的故事。在此作品中，频繁出现的精美石刻纹样和斑驳的风化肌理化作鲜明的文化符号，以影像独有的线性叙事逻辑展现出动态发展的历史脉络。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创作媒介与传播手段的不断更迭，当代作品与传统经典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众多艺术家不仅在大足石刻中汲取灵感，其创作也在不同层面对大足石刻进行着“反哺”。由中国团队打造、以《西游记》为故事背景的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亮相便风靡海内外，斩获多项视觉设计奖项。游戏中的多个场景以大足石刻为蓝本进行创作，不仅以全新的方式将大足石刻的艺术之美展现于世人眼前，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传统艺术的关注。再观近年来涌现出的许多利用AI与智能交互技术创作的艺术作品，如林俊廷的新媒体装置《灵境》，以“数字造像”的方式对大足石刻进行转化，让观众可以在与之互动的过程中身临其境般了解大足石刻的前世今生。这类作品的创作方式，如数字建模、AI生成等，本身就已成为研究、保护甚至修复文物的重要手段。
屹立千年的大足石刻不仅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也是现代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从老一辈艺术家们对民族化艺术道路的开拓，到当代创作者们的多向度探索，我们得以看到大足石刻所绽放出的蓬勃生命力，它已然成为一座连接古今、启迪未来的桥梁，光彩夺目，历久弥新。
（作者：秦臻，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