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文风大家谈】
古往今来，能够称为经典的文章都离不开两个基本质素的支撑，那就是“时”与“事”。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我们留下了为文之道。这里的“合”即“应该”：现实性、人民性、通俗性的“著”“作”才有泽被后世、经久不衰的魅力。
现实性是作品生命力的土壤。“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将著书立说的大彻大悟以简短的诗文托付，给出了文章的基本遵循。渠水之清澈来自源源不断的“活水”。这个“活”是动感的、清澈的、立体的，原因是“时”或“事”在起作用。对社会生活的关切是现实性的前提。如果一个作家对人民、国家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就不可能写出打动读者、引发共鸣的文字。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才能在文字中奏出与时代脉搏共振的华章。
人民性是衡量作品立意的尺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的文章之所以光芒万丈，归根结底在于对社会底层疾苦的深切关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说穿了是一种寄托了“人事”的情怀与胸怀。文章的体例、形式以及语言风格可以因人而异，但是如果缺乏了人民性这一灵魂性的主题，将难以有强大的辐射力、穿透力和影响力。试看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堪称经典的作品，无论言简意赅还是鸿篇巨论，无不承载着生民的最多数与民生的最大化。
具体到表达“时”“事”的文法，通俗性是基本遵循。通俗也是“脱俗”的过程。就“俗”字而言，其原初意义是指流行的、平庸的、大众的，是对某一种社会风尚惯性的指称。新文化运动先驱之所以把桐城派视为“谬种”、将选学派看作“妖孽”，原因还在于其形式刻板、立意僵化，用今天的话就是不接地气。摆脱固化桎梏的定法，独辟新鲜活泼的蹊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俗”。而所谓大家的文章，是要让大家看得懂。在这个意义上，通俗性也就是大众化。
现实性、人民性与通俗性一脉相承、三位一体，这是将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诉求。
（作者：张宝明，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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