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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秀的儿童小说《大河的歌谣》（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入选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选取黄河作为叙事背景，体现作者对中华民族文化深厚的敬意和可贵的探索精神。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是地理上的河流，更是文化上的河流，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小说提供充足的素材和广阔的意蕴空间。作者通过将黄河、古诗词、豫剧等文化符号融入小说，力图实现对黄河文化的深入发掘与动态演示。在对优秀传统文化尊崇的基石之上，作者更是通过创新性表达，让这些文化元素焕发出新的旺盛生命力。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地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物质遗产的总和，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它不仅为故事提供丰富的背景和情境，而且通过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和主题价值的生成，使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意义。作者在“黄河”这样一幅宏大厚重、气势磅礴、意境深远的泼墨山水画之上，又采用工笔人物画的技法，凭借色彩明亮灵动、线条流畅细腻、笔法刚柔交错的手法，描摹出以白藕、马槐为代表的乡村少年形象。在奔流向前的时代长卷中，孩子们经历着个体与社会的碰撞，不断探索自我、认识社会，得到心灵的成长。通过地域文化的融合，童年成长的主题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也进一步彰显地域文化的时代价值。
孩子们在候鸟保护的课题中所面临的游戏、学习、家庭琐事，构成丰盈的个体叙事肌理。高远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场景，与这些具体而微的个体叙事，二者相互映照，又呈现出层次感，营造一幅个体与时代共振的画卷。在《麻雀台》一章中，类似放羊、豫剧、锅盔、“火车头”棉帽、芦苇凉席等日常生活印记随处可见，发挥着风物在文本中的见证和旁观价值。为了增加历史的光晕，作者还设置了麻雀台村的老牌坊。随着黄河决口，老牌坊已被湮没在时光里。通过作家的书写编织和读者的凝视感受，这些寻常的事物超脱日常的范畴，生发出更多的意义，呈现出匠心雕琢的现实质感。曾经矗立在村口、雕梁画栋的老牌坊，是劳动人民在这片土地生存繁衍的文物证据，也是乡村生活的一种象征。
地域性书写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世界，为文本找到一个接地气、有烟火气的时空维度，是作家创作抵达现实性和普遍性文学想象的涉渡之舟。小说中，随处可能发生的普泛性细节，只有放置在某个更为鲜活的场域之中，才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生长出更为茂密的文学想象。
同理，喜爱候鸟的孩子们争当“护鸟天使”，宠爱弟弟而又热爱摩托车的清河，这些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只有放置在某种闪亮的舞台，比如山东小村庄旁的九曲黄河滩，才会与黄河流域孕育的农耕文明、中原文化等发生相互交融，从而发掘出“大河的歌谣”的时代价值、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我想，也正是洞见到这一层逻辑，作者才把这本书命名为《大河的歌谣》。也只有领悟文本深处的文化价值面向，读者才会闻弦赏音，体会《大河的歌谣》的旋律之美。
自觉的地方性书写和动态的接受阅读过程，重新阐释地域文化，构建起超越地域的桥梁纽带，从而生成更为宏观的时代性和普遍性面向。地鵏、天鹅、白鹭等候鸟与喜鹊、布谷等留鸟，聚集在黄河滩一个叫麻雀台、即将搬迁的小村庄，自然而然地衍生出空间的错位、时间的流逝，以及河流的流动感，这些都为读者思考关于生态保护、农耕文明、生存繁衍等普遍主题提供生动鲜活的养料。白藕爷爷曾经因为救助地鵏而登上省报的新闻，这张报纸被拿来当作护鸟主题展览的重要元素，这既是家庭中对生态保护意识的代际传承，更是黄河流域世世代代劳动人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等优良传统的缩影。
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有兄友弟恭、道法自然的淳朴，也提到世俗性的瑕疵。作者把童年建构在现实生活之中，从而使人物形象呈现出复杂的灵魂向度和多元的精神面貌。在弟弟马槐发现哥哥清河的秘密之后，马槐选择直面并与哥哥对话，选择主动向白藕道歉请求原谅，而不是逃避躲闪。对过往的反思，本质上意味着马槐个人主体性的觉醒、价值观的重塑和人格的完善。白藕和马槐在这段时光里，不断追问有关生态保护、社会责任、家庭温情等的人生课题，在成长中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理解自然与认识社会。这种不断寻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也正是童年成长的内核性愿景。
《大河的歌谣》展现当代少年在祖国蓬勃发展、自然环境持续优化的时代背景之下的心灵成长史，折射和传递出黄河文化蕴含的深刻时代价值、崇高精神追求和深沉道德品格，实现对儿童成长主题更为宽阔、开放的文学想象。
（作者：周长超，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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