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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王维隐居终南山，其间作《终南别业》。王维之诗着意于山水意趣，诗中有画，语言清新平淡，含蓄隽永。此篇主要表现诗人隐逸生活及其自得的心境。前六句平铺直叙，闲静自然；结尾两句生活气息跃然，衬托全诗淡逸超然之味愈浓。不得不说，《终南别业》集中体现了王维的思想观念、审美特色，是他最重要、最典型的作品之一。
宋代以来的诗论家大多以禅解此诗，徐增以为颈联二句“于佛法看来，总是个无我，行所无事”，黄生则云“水穷云起，尽是禅机”。此种论调经纪昀“亦如禅家者流”的阐发而几成定谳，近代诗论家俞陛云等也多从其说。然而，这种说法只是泛泛言其有禅机，其中究竟涉及佛家何种思想观念却暧昧不言。这也昭示了禅意说的可疑，历史上已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张谦宜《茧斋诗谈》就颈联二句议论道：“详文义，只言无心得趣耳，不应开口便是说禅。”王尧衢进一步指出此诗“行止自在，全是学道人气象”。我以为此诗当依王尧衢的意见解，至于其中关涉的具体思想则仍需进一步阐发。
讨论此诗，应辨明全篇所要表达之意趣，再究其思想旨归。诗人在颔联两句中自述情志，其趣当在“兴来”“胜事”之间。“兴来每独往”讲的是诗人因兴致所起而独往山间，体现出的是纵性而为的适意，这是道家思想的主张。王尧衢提到的“兴来”与道家思想的联系不可谓不密切，颇有魏晋名士之风流，其纵然适意之情也是枝气连同。《世说新语》中不乏其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笃信玄学，崇尚庄、老，他乘兴而至，兴尽而返，体现了随心而行，放纵不拘、适意随兴的特点。王子猷之行止绝非另类的个案，魏晋名士中如此做派者不在少数。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这样放任性情而不加以约束实在有异于两汉士人，这正是老庄人生哲学对魏晋名士人生实践的影响。魏晋玄风大炽，熏染下的名士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纲领，师心自赏，纵性任情，世俗的富贵功名不再成为他们的终极追求。他们执着于开拓心灵世界，追求超越的人生境界。在这一目标下，专注于自我，挣脱了名教的束缚，以自得、自适为人生行事的准则。
“胜事空自知”不应当理解为诗人觉得胜景空有自己欣赏而不为人所知，而当依《庄子》的文意来解。《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在庄子学派看来，天地静默却蕴藏大道，圣人可以“察品物之情类”，究天道之彷佛。但圣人体道，虚静无为顺应自然之理而已。“空自知”即是体察而不作之意，诗人观天地之美，无为虚静。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全诗最为人称道处，历来诗论家皆不吝称赏。周珽自云其生平最喜诵此诗，尤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语。这两句也是持禅意论者最为直接的证据。我们抛开这些结论，仔细寻绎这些议论不难发现其中触及老庄学说者甚多。唐汝询云“其乐自在”，徐增说“自去适意”，王尧衢认为“行止自在”，这些术语都指向老庄思想。理解这一联，当须对诗歌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两句中“行到”“坐看”与“水穷”“云起”构成了一组对立关系，前者是主体的行为，后者是客体的状态，这两句实际涉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晚周诸子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人之际”，即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老子哲学体系中，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往往以对立的姿态出现。老子主张万物各有其规律，人应当无为而顺应自然之道。故而老子反复申说主体应当保持与客体的距离，采取一种近似悬置或者旁观的态度，如“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在老子看来，主体应当守虚静，以无欲之心，旁观万物自然生长消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讲的就是万物无一不在变化，“我”凌驾于变化之上，以我心观外物，即庄子的“本体论”。
“行到水穷处”，诗人并未因水穷而起悲喜之心，转而“坐看云起”，以虚静无欲之心态欣赏自然。诗人并未被客观的景物所羁绊，天地之美不过是满足诗人情志的因缘。诗人并不着意于山水，所以水穷并未影响诗人。诗人将自我独立于自然，以达到自足、自适，以满足自我为目的。这是《庄子》所说的以主体的虚静来体察客体的自然，从而达到主体心灵的自得、自适。在心灵上追求一种不为自然万物所左右的自由感，也就是庄子标举的“逍遥”境界，这与嵇康表彰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若合符契。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此联收束全篇，所言仍旧是任性而为。“偶然”言明非是有意，诗人原来意欲还家，归途中无意间与林叟相遇，谈笑之间兴致颇浓以至无还家之意。本是兴尽而返，却又因谈笑而忘归，仍旧是兴之所至尔。
综观此诗，诗人表达的一种心境乃是由内在而生发的动力，诗人之行为在“我”而不在“物”，主体的意志超越于客体的对象。诗人独往山中乃是源于主体内在的兴致，行至水穷而坐看云起，诗人不以外物萦心，仍旧是“我”在主导。魏晋玄学家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讨论尤多，王弼认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也就是圣人顺应外物却又不被羁绊，始终保持着主体精神的独立，王维此诗意旨正与之相合。
最后，还需要对诗学史上禅意论的典型观点做一点辨析。唐汝询云：
按本传：维晚年长斋奉佛，故言好道而觅此幽居，以养静也。山水之游，同志者寡，故每独往其间，胜事亦自得于心，有未易语人者。即临水看云，其乐自在，世人畴能赏此哉！然我非有心违俗，若林叟相值，未尝不与谈笑忘还，则岂有间于佛耶！（《唐诗解》卷七）
安史之乱后，王维笃信佛教，人们自然地认为王维幽居觅静是避俗清参佛道。这种理解重视历史情境和作者思想变化，但缺少了对原诗诗文和作者本意的深入分析，忽视了文本的首要性和必要性。
类似的情况还有徐增的论调：
右丞中岁学佛，故云好道。晚岁别结庐于终南山之陲以养静。既家于此，有兴每独往，独往，是善游山水人妙诀，可以适意。若同一不同心之人，则直闷杀矣。其中胜事，非他人可晓得，惟自知而已。既无知者，还须自去适意，于是随己之意，只管行去。坐久当还，偶遇林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流连，则便不能以定还期矣。于佛法看来，总是个无我，行所无事。行到，是大死；坐看，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而庵说唐诗》卷十五）
这里一来便指出了王右丞崇佛的思想特点。虽然进行了详尽的诗意分析，但是并未妥善理解，而是把其学佛经历当作前提。这里提到了“行到”与“坐看”的“行所无事”与“偶然”，若从佛法中的“无我”之境来解释，有悖原意。行到水穷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即坐看云之起。王维这里并非带着客观目的去观看，确实是随意的、偶然的。但是这种观看，始终还是以主体自我的心智作为目的。这里讲的不仅是“有我”之境，且万物之变化，乃至始于无而后生皆因“有我”而在。王尧衢则对王维诗中的道人气象、清微之味作了贴切的赏析，其中对“偶然”一词解读与徐增、周挺相似，他们都把水、云、林叟看作是诗人隐修之中无意的相遇之景，实则不然，行来每独往，讲的是作者随心而走，自己适意；随意而行，水穷而止，也是随诗人的心意；坐看云起的偶然之景，强调云与作者的相逢之味。
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历来大多数的观点脱离详文之意，默认王维诗歌均是以佛家思想为重，在进行艺术赏析时，往往不加思索，即说是“禅”，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均有存疑之处。历来主张禅意说的学者皆径将“道”作佛家思想解，这实际是一种误解，这与王维“诗佛”的称号和生平经历不无关系。在唐代“道”指的是抽象的义理，涵盖儒道释三家，并非专指佛家思想。
唐代上承六朝，下启两宋，整个思想界处于儒释道合流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成长的诗人，其思想很难说是一元的，儒释道三家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并行而不悖，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甄别。对王维此诗的理解，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是非问题，它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唐代文人思想世界的多元性与丰富性，这毕竟才是历史本来的模样。
（作者：王勇，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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