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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易于观察，清晰可见。考古学者杨益民指出，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考古学的成熟，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和生物学中的分类学被引入考古学中，形成了考古地层学和器物分析的类型学，现代考古学从此开端。可以说，科技的进步不断推动着现代考古学在研究层面的深入、细化和更迭。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考古学是通过分析古代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科学，它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但最终目的还是研究人本身。若是以此为基点对考古学的发展变化进行观察，则应该同时注意到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起落与考古学学科的几次重要转向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当我们思考考古学发展时，自然需要在“科学”与“人文”两个维度上进行理解。
追溯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宋代文化的兴盛为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出现提供了土壤。“乾、嘉之后，小学最盛”，儒家经典之学的提倡，考据学和小学的发展，使金石学达到了新的高度，“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之一的“赛先生”（科学）逐渐扩展到各研究领域，而后有夏鼐等一批考古学家推动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变革、奠定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现代文化学开始萌芽，随着对“文化多样性”的探讨逐渐成为文化学的主流，反映在考古学领域，呈现出陈胜前教授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的人文转向。本世纪初，人文传统的彰显再一次为考古学的变革创造出历史契机。
将这一趋势扩展到世界范围，可以发现各国考古领域在“科学”与“人文”两个维度的认知程度上存在着差异，这便需要深入探究“科学考古”与“人文考古”两者的关系。牛津大学考古学家马克·波兰德与彼得·布睿在2007年时曾提出考古在“科学”与“人文”两方面基于“共同基础”的结合，可是十余年过去了，国际考古学界对这个“共同基础”的认识仍模糊不清。如果说西方对考古领域内“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解，更多停留在主观的联系构建层面，那么若是将金石学“观其器，诵其言”的宗旨视作对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文化上的延续，可以发现东方传统上更倾向于通过观察、感受和理解，使得两者之间的联系自然呈现。进入文化学视域，如果说结合的前提在于彼此契合，那么如何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两者在考古学中的位置，为彼此的触碰创造契机，是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似风摇浅濑，疑月落清流。”乐天先生取“浅濑”一词，会意灵均先生笔下的“石濑兮浅浅”。溪水流于沙石之上，它的澄澈需要通过石面映衬，从而在上方显露。在笔者看来，我们在观察“科学考古”与“人文考古”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从文化学出发，尝试以之为视域，来梳理考古学本身，这对于厘清思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准确定位“科学考古”与“人文考古”在考古学中的位置，将各自的研究对象具象化，并明确其与各考古领域之间的关联性，以赋予其在各领域清晰的方位。总体来说，“科学考古”以“田野考古挖掘”为基础。美国考古学家乔安娜·巴伦于2021年指出，近20年间，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的文化学、符号学理论正在被广泛引入考古学。“符号”在文化学中倾向于指具体的图形、文字和物品，正可以对应考古挖掘日常需要面对的基础性对象。“人文考古”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对象则一直相对模糊。以文化学的视角进行观察，“符号”在生命的流动变化中汇集成不同的“现象”，现象学的考古已然成为国际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现象的观察更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可以从“卦象”之于《易》的基础性意义得到一些体会。从某种意义来说，“金石学”研究的现象隐藏在古代遗存之中，现象或可以被看作沟通传统“金石学”与“人文考古”的桥梁。
若是以文化学具象化后的“符号”和“现象”为钥匙，则可以尝试对“科学考古”和“人文考古”进行定位。当前，科技与考古融合渐成潮流，各种科学研究手段深度介入田野调查、勘探、发掘、整理各环节。“科学考古”更好地体现于田野考古挖掘、方法技术类考古、文物保护；“人文考古”显然在相关的交叉领域和边缘学科研究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就科学考古而言，人们熟知的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DNA、微量元素检测技术，碳十四测年技术，在推动现代考古学形成发展中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新兴的高新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空遥感技术、地基雷达干涉等也必将在考古学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人文考古”则需要扎根于对现象进行感知的广度和深度，鼓励文化学、现象学在考古领域打开和拓展人文空间的多样性尝试。在这方面，人文历史研究成果，包括历史学、人类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等不可忽略。
推进一个学科的发展，应当以持续稳定的学科延续为方向，继承弘扬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人文传统，普及学科的大众基础、提升学科的叙事水平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英国考古学家科林·莫根将考古学定义为：“对人类能够想象的不同生活方式的集体的、深刻的时间记录。”美国考古学家辛茜娅·罗宾从2020年起一直在倡导“日常生活的考古学”。澳大利亚的一些博物馆展出只有100余年历史的绳子、水桶，并且努力将打井、取水、制作麻绳的一系列过程呈现给大众。这反映出他们已经认识到，文物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悠久的历史性，同时取决于文物可以陪伴多少人：遗迹的发掘、修复和保护过程，逝去岁月的呈现，时代传承的复现，这些比起文物本身，或许更令人感动。
基于此，在探讨中国考古学理论如何具有中国气派、中国考古学如何持续稳定发展时，不少学者强调，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应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事实上，我国考古学发展本身就是如此。考古学者卜工曾指出，中国智慧无比强大，从西阴村到安阳，从后岗到西安，中国田野考古经过几次跨越就从按深度记、按文化层记，发展到按堆积单位顺序记的考古层位学。而后，对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谱系格局研究均形成独特体系，对古代遗址分类保护更加规范系统，归纳总结出发掘、整理、研究、展示一整套理论方法，形成中国特色。
“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除了重建史前史、证经补史之外，考古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对文化遗产的挖掘与阐释、共享与传承。古代先贤注重器物的内在价值，以器明史、以器识人，从线条、装饰、造型等细节追溯上古遗韵。历史学家朱凤瀚认为，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的对象——青铜器（及其他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负载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量信息，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关的学问具有重要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考古学者李梅田指出，无论是中国的金石学，还是欧洲的古物学，其产生和发展的动机都是寻求古物中的人文价值及其传承性，对古代遗存中人文价值的挖掘与阐释、传承与共享依然是考古学的重要任务。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深厚的人文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宝贵遗产和丰厚资源。不仅金石学，传统的文献学、考据学、古文字学等的理论方法，都可以为我所取，用以助力中国考古研究与学科发展。
（作者：王文汉，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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